我一直觉得，今日人们对杜拉斯的言说其实针对两个杜拉斯：一个是生活中的杜拉斯，另一个是作家杜拉斯。这其中也存在某种悖论，当生活中的杜拉斯成为人们的谈论对象时，作为作家的杜拉斯已经消失不见了。很多人爱的或者恨的，只是生活中的杜拉斯。杜拉斯就这样成为一个符号，她的文学才华也就这样被隐匿了。
恐怕没有哪个作家像杜拉斯一般执迷于书写“我”的故事。同样的，杜拉斯也为我们这些写作者提供了一个范例，那就是如何将“我”的故事书写一生，如何更好地复述自我经验。
将“我”的故事书写一生的第一步是寻找动情点，回忆“我”的经历。
阿德勒说，自卑源于对器官缺陷的知觉。弗洛伊德则认为，自卑感大多起源于自我与超我的关系。当自我与超我处于对峙的关系中时，人们就会产生种种残暴的行为。杜拉斯何尝不是这样呢？她的童年是有缺陷的，母亲将全部的爱给了凶狠残暴的大哥，杜拉斯承受着母亲和大哥的殴打、嘲笑和谩骂，她的童年就在这种缺失爱的环境中度过。而家庭的贫穷、母亲的乖戾、父亲的去世、在印度的生活……使她在家中显得格格不入。在学校，杜拉斯虽然成绩优秀，但极少与人交流。杜拉斯的童年就这样在困顿、贫穷的状态中度过了。
杜拉斯的一切都可在童年、少年时期找到依据。她不断书写童年和中国情人，只是想去除童年经历给自己内心带来的重压，写作于她是一种伪装、净化的办法。所以，对于杜拉斯来说，她的动情点就是童年经历。杜拉斯的童年在谩骂与殴打之中度过。父亲的早死加剧了母亲性格的阴郁。母亲带着她和两个哥哥四处漂泊，他们贫穷，他们没有家。母亲溺爱大哥，经常会无端地打杜拉斯。杜拉斯只能蜷缩在角落，一边颤抖一边流眼泪。童年带给杜拉斯什么？除了眼泪，什么也没有。
有人说，童年的经历会影响人的一辈子。对于杜拉斯来说，这句话直击要害。杜拉斯的写作从未脱离童年的影子，她不断张望与回首，她甚至渴望重塑童年，她想篡改童年，想给童年一个全新的面容。若我们仔细审视，就会发现，杜拉斯的写作其实是不断“撒谎”的过程。她的作品中没有真实，也不会有真实，即使有也只是似是而非的真实。
比如，杜拉斯写了很多中国情人的故事。《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中国北方的情人》……这些作品都逃不出一个词：情人。从刚开始柔弱、卑怯、丑陋的情人到高大帅气的情人，从一开始单纯为了金钱的世俗爱情到后来绝望而永恒的爱情，就这样，情人在杜拉斯的写作中拥有了不同的面貌。她用一生的时间乐此不疲地讲述着有关情人的故事。怪不得有评论家说，中国情人在杜拉斯的书中逐渐成长。她的写作过程就像是一个小孩在父母的庇佑中成长的过程。
将“我”的故事书写一生的第二步是改变叙述方式，书写他人的故事。
书写隐秘的生活常用的办法就是，有意或无意地对这些秘密进行变形和修改。对于自我，我们往往是沉默的。我们迫切地想将之诉诸笔端，又不想让读者知道太多，想为自己保留一些秘密与私人空间。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往往遵循这样的内在准则：首先捕捉真相，然后隐秘地进行篡改。这个时候，伪装或者修改是很好的办法，具体方法是修改人称、篡改细节、夸大或缩小事实……
杜拉斯的一生都放荡不羁。很多人会以为她是自恋的，因为她似乎一生都在书写自己、谈论自己。
她自己也说，她是一个桀骜不驯、标新立异的作家。她还不无得意地说，她碰巧有几分天才。但是她真的是这样吗？恐怕没有谁比杜拉斯更在意他人的看法了。传记作家阿德莱尔说，杜拉斯每出一本书，都会打电话给评论家，问他们对书有什么看法。很多评论家都在深夜接听过杜拉斯的电话，听见她怯生生地问着。所以，如此执着于书写自我经历的杜拉斯也在想如何将自己的故事转化为他人的故事，进而打动读者、感染读者。
杜拉斯的小说总能营造一种浓厚的氛围感，这种氛围感能让读者将自己迅速代入小说的情境之中。例如，杜拉斯笔下的中国情人的故事变成了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爱情故事——绝望而凄美的爱情故事。
将“我”的故事书写一生的第三步是改变事实，将事实换成关乎“人类”的大命题。
杜拉斯的写作从来没有脱离自身，也没有把目光投向大众。她只是非常自觉地，甚至是自卑地将写作土地划归到自我视野之中。她对写作没有抱负，也没有给写作赋予太多意义。很多人喜爱杜拉斯，却又说不出来究竟喜欢她什么。初读杜拉斯的作品，很多人会排斥，因为她的作品有着跳跃性很大的段落、没有情节的内容、并不完整的人物形象……但读得多了，很多人就不想从她的文字迷宫中逃离。这时候他们会上瘾，觉得作者似乎变成了深爱之人，她喋喋不休地叙述着过往，读者也沉沦其中，似乎在作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杜拉斯的文字像美丽的泡沫，在阳光底下闪闪夺目、令人心醉，但可能会猝不及防地破裂，让人们空留一声长长的叹息。写作真的能成为一种救赎的方式吗？这不只是杜拉斯的疑问，也是很多作家的疑问。杜拉斯一直想借由写作走出童年的阴影，走出孤独，走出酒精上瘾的状态……她期望写作能帮助她。
杜拉斯的写作是在迷惘之中完成的。关于《埃米莉·L》，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回答就像是一场梦境，没有人知道她说的是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但她说了。也许这也是她的写作状态，她的写作只是一场梦而已。
将“我”的故事书写一生的第四步是不断复述、改编，制造文本裂缝和张力。
杜拉斯说：“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否能容忍杜拉斯。”是的，倘若在现实生活中与杜拉斯相处，我们或许都无法忍受她。她自私冷漠、抽烟酗酒、放纵情欲……她一生都在寻求与世俗彻底隔离的途径和可能。她自己也说，最无法忍受的是与他人一致。或许正是由于她的禀赋和这种与世俗隔离的决然态度，她的写作姿态才会一会儿高到云端，让人觉得云里雾里；一会儿坠入世俗，让人心疼。
杜拉斯常用的写作模式是不断否认，比如她在《广岛之恋》中写道：“她：‘和你一样，我记忆力很好。但我会遗忘一切。’他：‘不，你记忆力不好’。”[3]这就是杜拉斯写故事时采用的模式——先肯定再否定，然后又肯定，又否定……对她而言，一切都是不确定的、说不清楚的，一切都会陷入混乱。
其作品中的人物也是混乱的，或者说是多层次的；人物存在而又不存在，虚假而又真实。他们在形式或叙述上互相呼应，从不会单独出现，但从精神层面分析，他们又显得如此孤独。其作品中的时间是摇摆的、从不确定的，在《劳儿之劫》中，杜拉斯写道：“时间还早。夏令时弄错了。”[4]那么时间到底是不是确定的呢？现在、此刻是什么时候？不要渴望杜拉斯给你答案。她无法忍受自己，却也没有办法不书写自己。于是她打乱一切，将少年时代与中国情人的关系变换成好几个版本。她的小说、谈话和日记，都体现了这些混乱和矛盾。
杜拉斯的生活从来都是混乱不堪的。她的写作也随着生活变得混乱而奢靡，但她以其独有的叙述魅力，在混乱中找准了基点，在奢靡中安放了普通而世俗的情感。她终于能让读者参与“我”的故事，一同悲喜，一同体味生活及爱情的千姿百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