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借用“启示”来表示好故事的最终目的。是的，好故事不在于告诉了读者什么，而在于告诉读者更多的可能性。正是基于这种意义，米兰·昆德拉说：“所有伟大的作品都有未完成的一面。”
好故事都是未完成的。这种未完成性要求作家和读者永远是，也
只能是平等的关系。因为是平等的关系，所以作家不需要把所有内容都写进作品，更不需要把人物、时间、地点这些统统都写进去。相反，作品需要的是空白，需要的是想象的部分，需要让整个故事呈现开放的状态，让读者参与其中，参与到故事的完成阶段。好故事从来都不是作家讲完的，而是读者思考完的，或者说，它能启发读者一直思考。
启示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启示人存在的原因。
在写故事的时候，写作技巧是很重要的。比如设计故事悬念、营造环境、制造人物图谱……刚开始写作的人需要不断模仿和学习。可是，如果只学习表面，单纯重视外在技巧，不问这些技巧是怎么来的，那么这样写出来的故事只是空壳，不能一直吸引读者。
故事的技巧应该与内容协调，所有的技巧应当以内容为支撑，只有这样，技巧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技巧。笔者认为，从总体上来说，文学的发展就是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发展，也就是从重视现实转变为研究现实中的存在、人究竟应该怎样存在。所以，对我们来说，好故事虽然表面是在讲事情，但从深层次上看，是在探寻人存在的原因。
举个例子，卡夫卡的《城堡》就将技巧和内容结合了起来。《城堡》中一直有个问题，那就是K最终会不会进入城堡。这个问题在故事里构成了情节和悬念。K一直想进城堡，但不知道为何，他总会遭遇莫名其妙的挫折和磨难，怎么也进不了城堡。从情节和悬念设计上来说，这个故事是精彩的，但更精彩的是，在这样的情节和悬念之下，它促使人们思考造成巨大冲突的城堡到底意味着什么。K做的那些没有任何结果的努力，是不是也象征着人本身的荒诞感？如果世界是荒诞的，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生存？一系列关于生存的困惑都在不经意间被表达了出来。
再举一个例子，那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讲的是老人圣地亚哥与马林鱼搏斗的故事。激烈的争斗加上残酷的自然环境，让情节变得特别激烈。但海明威当然不是为了表达这些，他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反思一个问题：既然老人圣地亚哥注定不能获得最后的、彻底的成功，那他的反抗还有什么意义？可是如果不反抗，他生存的意义还剩下什么？
所以，好故事不只关乎语言和结构，这些只是外在形式，在具备外在形式之后，作家应当让故事还有对“人存在的原因是什么”的思考。
第二种是启示建立一个“新世界”。
弗洛伊德认为，作家创作的过程就像在做白日梦。我在写作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在过另外一种生活。很多作家在传记或日记中说，自己在写作时常常有一种不是自己在写作的感觉，好像有一双手在帮自己写作。其实很多作家对现实世界很不满意，想建立一个“新世界”。写作恰恰有这样的魔力，写作者可以通过创造人物和环境，写一个“新世界”里的新故事。
以《红楼梦》为例，它开篇就写开辟鸿蒙，也就是一个“新世界”的建立。其实这篇小说就是在讲一个新的“红楼世界”中的故事，所谓红楼梦，就是红楼一梦。曹雪芹将自己放在想象中的大观园世界，他在这样的世界里重新看自己，重新思考人生。所以，就算结果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对曹雪芹来说，这也是想象世界中的满足与安慰。
很多写作者都在自己的故事里建造了一个世界。大多数写作者对现实世界不满意，他们希望在作品中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有可能来源于现实世界，像贾平凹《秦腔》里的清风街，就来源于现实世界中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的清风街；这个“新世界”也有可能是在“摧毁”原来的世界以后建立的，像是卡夫卡的《城堡》。这种创造出来的“新世界”能将读者拉入故事当中，让读者不仅能阅读故事，更能参与故事，觉得自己仿佛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一切都是真实的。
不管故事应该启示人存在的原因，还是应该启示建立一个“新世界”，其实都可归结为一点：故事的深层应该与哲学联系在一起，应该有文化的底子。这样看的话，我们就会明白，好故事不在于人物有多新颖，而在于有多复杂；好故事不在于情节多富有戏剧性，而在于多富有真实性；好故事不在于空间多奇幻，而在于空间恰恰是人存在的场所……真正的好故事，是需要内在作为支撑的。这样，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让我们和读者得以诗意地栖居的“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