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张爱玲，你会想起什么？我只会想到两个字：悲凉。
悲凉的处境，悲凉的文字，悲凉的一生。有时候看着张爱玲抬着头，略显高傲的照片，我总觉得是种错觉。张爱玲的高傲是表面的，底子里，她永远都低着头摆弄着手腕的玉镯，地上洒满苍凉的月色。
人人都艳羡张爱玲的显赫家世，似乎岁月将一切的美好与才情默默赠予她。但这些只是美好的假象。张爱玲的才情更多来自于她童年的不幸体验。她在散文中写，那一段日子，她被后母关在小房子里，与世隔绝，望着窗外的玉兰花，像是一块旧手帕。
看到这样的比喻，很多人会有些许心疼。一个花季少女心中的世界应该美好而纯净，她应该对这个世界有期许，也有幻想。可张爱玲却固执地写道：“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张爱玲的少年，时光空寂。她素不爱见人，总把自己封锁在小屋子里。
或许正缘于这些不幸体验，张爱玲的文字细腻无比，她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似乎都能钻到读者心底里去。这种运用情感的能力，让张爱玲在写作时游刃有余。她仿若置身于栖居之地，能让读者为之所动，体会到同一种情感。这是值得每个写作者学习和借鉴的。
张爱玲特别擅长用文字表达情感体验。她的小说也好，散文也罢，客观描述也好，主观抒情也罢，都能极其精准地捕捉情感的变化。张爱玲擅长且专注于表达男女之间的情爱，无论是她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惘惘的威胁”，还是她参差对照的写法，都能极好地将日常生活与文字世界结合在一起。
从古至今，有许多作家在神化女性的形象，认为女性应当无欲无求，就应当是圣母形象。他们认为女性是“物”，是承载一个家庭重担的“物”。但女性自身呢？自身的欲望与诉求应当如何阐述呢？
张爱玲文学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她打破了女性被神化的书写方式，回归女性自身，将女性世俗化。在张爱玲看来，女性应当有作为人的天然欲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世俗生活。然而，在她生活的那个年代，许多女性始终难以逃脱的命运就是“通过谋爱来谋生”。
《倾城之恋》中一座城的陷落成全了白流苏的爱情。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在女方看来，只要能把爱情紧紧握在手里就好，有婚姻就好，双方不分离就好。《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在年轻时是有爱的，那些隔壁铺子的年轻人会冲她吹口哨，会眉目传情。可自从曹七巧嫁给姜家那个得了病的二少爷，她的爱情就没了，什么都没了。她变成了一个自私而冷酷、伤人又伤己的女性。《花凋》中的郑川嫦在无爱的家庭里勉强支撑着快要溃败的身体。机缘巧合，她遇到了章云藩，生活里总算有了爱，她的身体也慢慢开始恢复。然而，男人薄情，移情别恋，川嫦就这样“凋落”了。
对于许多女性而言，没有爱，生活也就没了颜色。也许是自身有过这样的体会，张爱玲才能用如此悲凉的笔调去抒写一个又一个站在爱的末端乞讨、祈求的女性。那些爱情开始时明明闪着璀璨的光芒，为何到了她的笔下，都变成了一树落叶纷飞？
看张爱玲的文字，你可能突然会特别懂她。有的时候，你甚至会觉得，她不是那一袭华美的袍，她是落在上面的“虱子”。她自己也深知这一点，于是才会选择无休止的流离。
张爱玲说：“如果你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但我始终觉得，这样说或许更贴切：“如果你了解我的文字，你就会更加了解我。”张爱玲的文字，是她生活悲凉的底色。
张爱玲的文章常常会有感官式、情景式的书写，她的文字是带有情感温度和个人印痕的。哪怕是单纯的景物描写，她都能注入满满的情感，让情与理、客观与主观完美结合。
《金锁记》从写月亮开始。张爱玲对三十年前的月亮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仿佛她不是在写月亮，而是在写那些缠绵往事。月亮已经不单纯是外在的客观之物，而变为象征，变为情感的寄托。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1]
这种写法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屡见不鲜。月亮承载了情感，这情感既有凄凉，也有欢愉。月亮承载了两代人的记忆，以及两代人的爱恨怨念。
情景式的描写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也很常见。《金锁记》中，七巧不仅用枷锁锁住了自己，也锁住了自己身边的人——长白和长安。与童世舫的相遇、相爱，让长安有了挣脱的可能。然而七巧仍旧用残忍甚至没有人性的方式扼杀了女儿长安的幸福。这个时候，张爱玲用极客观又极有感情的方式写道：
长安觉得她是隔了相当的距离看这太阳里的庭院，从高楼上望下来，明晰、亲切，然而没有能力干涉，天井、树、曳着萧条的影子的两个人，没有话——不多的一点回忆，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
此时的长安与太阳、天井、树以及摇曳着的两个人都离得极远，似乎整个世界只有长安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立着，无助而悲伤。张爱玲就这样用简单的语言和景致，描写出一个人内心波澜壮阔复又陷入一潭死水的极度落寞之感。
张爱玲特别擅长使用诗化、散文化的语言。很多时候，过分流露情感是小说写作的大忌。过多的情感流露会摧毁小说缜密的逻辑结构，也会让小说的客观性减弱。张爱玲却以细腻地揣摩人物心理的能力、用诗化和散文化的语言赋予一个个人物丰富而深刻的感染力。
《倾城之恋》的开始部分也是极尽巧妙的。张爱玲摆脱常见的开头方式，独辟蹊径地用白公馆的时钟和白四爷的胡琴声作为开始部分。
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胡琴上的故事是应当由光艳的伶人来搬演的，长长的两片红胭脂夹住琼瑶鼻，唱了、笑了，袖子挡住了嘴……然而这里只有白四爷单身坐在黑沉沉的破阳台上，拉着胡琴。
就这寥寥数语，便把整个故事的基调都确定了下来。在此之后，流苏才缓缓出场。这种诗化、散文化的语言，拉近了读者与文本及文本中人物的联系，让读者仿佛生活在了文本中的世界里，能与人物产生共鸣。
在很大程度上，张爱玲的文学才情来源于她的生活经历。她对男女情爱准确而深刻的把握及书写，既来源于切身之痛，又根植于她对人心的深度揣摩。张爱玲对笔下的人物是残忍的，她无法以温情待之。她只能以同理心去认识他们、体悟他们，在写作中完全放入自己的情感。她用感悟生活的方式完成了对一生的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