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灵感就是写作活动发生的契机，是写作活动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它决定着写作的大致去向和大概内容。由此，考察灵感的发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许多批评家在批评写作的自我化和情感化倾向的同时，也应当注意，自我化和情感化不应该是批评的重点，只有在其泛滥和无节制的时候才应当被批判，才应当被取缔。所有写作都只能是有关自我、有关情感的写作，而灵感的由来往往与“我”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我”不仅是所有写作活动的重心，还是写作灵感的缘起。
古典文学理论将写作的动机分为“言志”和“抒情”两种。《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就是说，文章写的应该是士大夫的言论，是要能兼济天下的。古代正统文学早早就和政治挂钩，它本就是脱胎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正因如此，《诗经·郑风》这部坦率热情、表达爱情的民歌集或被说成“淫”，认为是靡靡之音，是亡国之音；或被封建大儒们冠以政治、德行的言论，以遮掩其中表达的人之本性。“诗言志”在先秦和汉代是很正统的文学传统，甚至直到今天，我们也能看到“诗言志”对创作的影响。后来，西晋文学家陆机提出了“诗缘情”这一说法，就是说诗歌是因为有情感才被写出来的，诗歌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情感。这就拓宽了文学表达的界限，也有人将之称为魏晋时代的文学自觉。“诗缘情”对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也更接近文学审美的本质。
“诗言志”和“诗缘情”虽是两个相对立的学说，但伟大的作家常常将这两者极好地融合在一起，成为写作的根基，其中既包含生命的深度，又不乏情感的体验。比如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曹雪芹从对家世的感慨写起，逐渐涉及对世间万般事物、万种情感的言说。再比如鲁迅的很多小说中既有乡愁、追思、知识分子的困境等，也有对国民性的深切反思。文中有情感，才能有共鸣；文中既有政治现象，又反映世态炎凉，这样才能体现知识分子的本色。我们再回到作品中具体分析作家们的写作动机，就会发现写作动机对作品的最终完成，乃至风格的形成，都起着巨大作用。
史铁生说：“写作是为生存找到理由。”史铁生的小说就一直在探讨生活的意义以及生活的可能性。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人是一个谜，我要揭开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基本上都在探讨人的构成的丰富性，人善良背后的罪恶，以及罪恶背后隐藏着的善意。昆德拉说：“小说不是作者的自白，它是对困在世界这个牢笼中的生命的探究。”昆德拉的小说大多带有哲理意味，重点在探讨人的存在。所以，写作动机对写作者有着重要作用，它大致决定着写作者的写作方向和写作内容。
作为写作者，我们的写作动机是什么？从大的方面而言，写作动机是言志还是抒情？从小的方面而言，写作动机就是为何写作，以及想借由写作达到怎样的目的？
我们进一步探究，就会发现大多数人的写作动机无非就是“我”，写作的所有内容都是关于“我”的。问题的关键是，真实的、有价值的“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就要求写作者务必发现真正的“我”。一般来说，围绕着“我”的内容，有的关于情感，有的关于抱负，有的关于金钱……“我”是写作之初的动力，也是写作的最终目的。只有对自己足够了解，才会对这个世界足够了解，这样才会写出只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文学作品。
很多人肯定会疑惑，简单的“我”怎么形成文章？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深化对自我的认识，不断发现自身无尽的奥秘。一般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去深化。
首先，思考“我”。
“我”不是简单一句话就能概括的，“我”身上的属性也不是单一的。“我”的存在就像流水一样，在不停地变化和游走，这种流动可能极为平缓，可能流入深渊，也可能飞流直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塑造了卡拉马佐夫三兄弟的形象（德米特里、伊万、阿列克塞），他们身上有着相似的气息—— 一种可以被称作卡拉马佐夫式的脾性。所谓卡拉马佐夫式的脾性指的是他们身上不存在绝对的善与恶，他们两者兼有，所以读者经常需要体会这两个极端的特点，感受人物在两个极端之间游走。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在不断思考“我”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人”的认识和感悟。
其次，回忆“我”。
“我”喜欢往回看，回忆“我”的经历。那些发生过的事情，无论快乐还是悲伤，隔一段时间回头看去，它们都成了宝贵的财富。歌德强调初恋对人的意义，甚至在四十五年以后，他还说“初恋是唯一的恋爱”,因为她（初恋对象）给人“恋爱的永恒性和无限性的概念”。《少年维特之烦恼》就来源于歌德的回忆。歌德在舞会上认识了美丽的少女绿蒂，但绿蒂已有婚约，歌德只能离开；歌德又认识了少女夏洛特，但她也已订婚。后来，歌德把两个女子给他留下的印象融合到书中绿蒂的形象中。据歌德本人说，他用四周的时间写出了这部书信体小说，以抵消爱情的痛苦，并使自己从自杀的念头中摆脱。歌德正是在回忆“我”的过程中，得以从痛苦的恋爱中挣脱。
最后，想象“我”。
“我”有时候会想象如果“我”不是现在这个模样，会是什么模样。“我”会在怎样的世界里生活？那个世界是更好还是更坏？沈从文在《边城》中书写的已经不是回忆之中的边城，更多的是想象中的边城。他赋予故乡凤凰很多美好而淳朴的色彩，翠翠的美好爱情就像一首边城牧歌，奏响在清澈的沱江上空。沈从文正是通过对“我”的想象去想象边城，从而摆脱了“我”因为“乡下人”的身份而有的自卑之感，构筑了一幅美好的世外桃源之景。
对有的人来说，写作是年少轻狂时的一段青春旅程，写作证明自己如此疯狂地爱过、活过；对有的人来说，写作是一生的事业，写作为生命涂染了色彩。无论是哪种意义上的写作，似乎都可以用“言志”与“抒情”去归类，不同种类的写作不仅仅体现在写作动机的不同，还体现在“我”的差异性，以及不同维度上对“我”形象的深化。
所以当我们有时陷入不知道写什么的困惑时，可以试试写“我”。“我”可以成为一笔很宝贵的财富。想想看，“我”的经历、“我”遇到的人和事、“我”的忧伤、“我”的开心……这些都可以成为有用的写作素材。有关“我”的写作能让写作者娓娓道来，让故事有着浓郁的烟火气息，叙述者有着充沛的情感。因此“我”永远是写作的重要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