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即人学”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也是写作中无法打破的常识和无法回避的基本要点。那么，怎样才能很好地塑造鲜活而生动的人物形象？人物只有在与写作者——“我”产生联系之后，才能和读者产生联系。甚至可以说，有时候并非我们在写人物，而是人物在书写他们自己，这种“共情”能力，是我们塑造人物时应当掌握的技能。我们在处理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时可以把握三个基本原则：将他们当成恋人（难分难舍，期待彼此不断靠近，甚至融为一体）；当成对手（准确抓住弱点和软肋，等待一招击中的机会）；当成孩子（他是自由的，有着独特、自主的成长轨迹）。
第一个原则是把笔下的人物当成恋人。
我们要像恋人一样了解人物才行，特别是长篇小说里的人物。小说的发展有时候贯穿一个人的一生，有时候只记录一个人一生中的一个阶段，但作为写作者，我们不能只知道我们所写的部分，还要知道这个人出生在哪里，父母是什么样子的，他在什么环境中长大，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有没有什么癖好……简而言之，我们不仅要知道我们讲出来的内容，而且要知道我们没有讲出来的内容，因为有时候没有讲出来的部分更能塑造这个人物。
有人曾经问易卜生，为什么《玩偶之家》里的女主人公要叫娜拉，易卜生说：“哦，她真实的名字是埃利娜拉，但她小的时候，他们都喊她娜拉。”剧本只展现了娜拉生命里的几小时，但易卜生知道娜拉的一生。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把人物分为两种，一种是圆型人物，一种是扁型人物。扁形人物就是我们能一眼分辨好坏的人物，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电视，总爱问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认为好人就是绝对好的，坏人就是绝对坏的。这种情况下，好与坏已经被绝对化、标准化。扁形人物侧重于展现人外在的一面、社会性的一面。扁型人物经常是没有发展的，也就是从故事开始到结束，这个人物没有任何发展，一成不变。如《大卫·科波菲尔》中的米考伯夫人就是典型的扁形人物，她的性格及所有选择都是基于“不会抛弃米考伯先生”而展开的。
圆形人物则与此相对应，他的好与坏很难定义，他们身上交替呈现“好”与“坏”的特质，关于他们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很难做出明确的答复。此外，他们的性格也在不断变化，很难用一句话概括清楚。
正因如此，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应该努力刻画圆形人物，注意人物的丰富性。这样，人物形象会更生动，也才会得到读者的喜爱。我们常说“文学来源于生活”，现实生活中的人又怎能用简单的好或者不好来区分呢？
人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善良的人也会有恶的一面，丑恶的人也会因为善念做一些好事。人是无法被定义的，只能用一些事情去反映他们的特点。如果将安娜放在现实生活里，她婚内出轨、抛弃亲生儿子等种种行为，肯定会被大家嘲讽，但托尔斯泰用文字将这些表达出来的时候，安娜便成为一个被我们同情的对象，我们甚至觉得她做的这一切都是可以被原谅的，她成为勇敢追求爱、最终也被爱毁灭的代表。
尽可能多地了解人物，尽可能多地展现人物的内在性，尽可能写出人物的发展轨迹，这些都是我们在写作时需要考虑的。
第二个原则是把笔下的人物当成对手。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人可以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一般情况下，人们的本我受到了抑制，社会生活环境等要求人们必须遵守一定的生活规范，人们在规定范围之内循规蹈矩地生活。但是，当人们被置于绝境或者独自一人面对诱惑时，常会流露出真实的一面，也就是本我，本我往往会展现人性中自私等弱点。
这就是说，当我们写作的时候，一定不能对人物太仁慈，要把他们当成对手，挖掘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隐藏着的缺陷，将他们置于某些逆境中，让他们变得更加真实，从而挖掘他们的本我。
这样残忍的设置有两个目的，一是塑造立体、全面的人物形象，二是帮助人物角色成长。人物角色的成长过程也就是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书中讲到德米特里、伊万和阿列克塞三兄弟，阿列克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意塑造的完美人物，可就是这样完美的人也会闪现恶的一面；邪恶的大哥德米特里也会闪现善良的一面。通常情况下，人物身上那些和日常生活相差很大的品质只有在极端情形下才能闪现。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写人物不单单是写人物本身，更是写不同环境之下人物的不同状态。不同状态的呈现，特别是极致环境中反常的呈现，能表现一个人邪恶或者正义的一面。
尽可能地质疑笔下人物性格的统一性和和谐性，尽可能地给人物设置更多的场景，尽可能逼迫人物表现真实的一面，这些也是我们在写作时需要注意的。
第三个原则是把笔下的人物当成孩子。
孩子是自由的，他有自己的天性等待释放，他也有着不同于成人世界中倡导的特性。所以，我们在写人物的时候，要给人物松绑，让人物自由化。写作切忌囿于条条框框，我们得让人物彻底自由。沈从文在西南联大讲文学创作时说，写作最好要贴着人物写。汪曾祺可谓是得其精华，他在《我的创作生涯》中是这样阐释的。
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
可以说，人物是写作的灵魂，环境、时间等其他要素都是围绕人物建立的。我们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可能会赋予人物一定的身份和性格，但随着故事的不断发展，人物也在成长。就像孩子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想法。我们作为写作者，就应该顺着人物去写。
记住，作者并不是全能的，并不能主宰人物。如果我们所写的人物是农民，那他的所作、所为、所说，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肯定是有农民的特点的。人物就是人物，作者一定不能干预太多。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福楼拜的故事了。
福楼拜曾因包法利夫人的死而失声痛哭。有人安慰福楼拜说，既然不愿让包法利夫人死去，那就让她活过来。但福楼拜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认为包法利夫人非死不可，作为作者的自己也没有办法。作为写作者的福楼拜有同理心和同情心，他能体会包法利夫人内心的情感，他不忍心让包法利夫人死去。但就算这样，他也无法改变包法利夫人的结局，因为他知道，按照包法利夫人的性格，她只能选择死。
总之，在写作之前，我们可以大致设想人物的性格和生平，但当人物活起来后，人物就会按照自己的模样说话、做事、做选择……人物的性格决定了他们只能这样。作为作者，我们只能旁观、见证，而不能代替或者改变他们，更不能随便评价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