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亲子鉴定，是指运用生物学、遗传学有关技术，鉴定父母和子女之间是否有亲生关系。在古代的宗法社会中，孩子的亲生关系极为重要，直接影响到继承问题，所以古人也会做“亲子鉴定”。影视剧中，古人最常用的亲子鉴定方法为“滴血认亲”，这种方法靠谱吗？

滴血认亲法在三国时期就已出现，宋朝时被写入法医学经典著作《洗冤集录》中，被后世奉为圭臬。滴血认亲有两种具体操作方法。第一种是滴骨法，将活人的血液滴在死者的骨头上，观察血液是否渗入骨中，渗入则表示有血缘关系。第二种就是影视剧中常见的合血法。检验者将两个活人的血液滴在装水的器皿中，如果血滴融为一体，则说明二人有血缘关系。滴骨法出现较早，合血法在明代才应用于司法检验。其实，这两种方法都缺乏科学道理，是古人对血缘作用的主观夸大。

先说滴骨法的荒谬。人死后，骨骼外的皮肤、肌肉等软组织会逐渐腐败，最后仅剩白骨化的骨骼。此时的骨骼，其表层通常会因腐蚀而变酥，滴入什么血液都会渗入，哪怕滴的是狗血或猪血。如果骨骼的表面结构尚存，还未被腐蚀发酥，无论滴入何人的血液，都很难渗入。

至于合血法的血液相融现象，则是由人的血型决定，与血脉亲缘无关。当下，血型区分最常用的是ABO血型系统，即常说的A、B、AB和O型血。在不同血型的血液里含有的抗原和抗体是不同的，同类的抗原和抗体相遇就会发生沉淀，即合血法中的不相融现象。举个例子，A型血有A抗原，B型血有A抗体，A抗原和A抗体相遇就会发生沉淀，所以A型血和B型血就不相融。但是，A型血的父亲可能生出B型血的儿子，亲生父子的血液也可能不相融。更荒唐的是，古人还认为“夫妻关系”也能靠滴血法辨认，孟姜女就是用此法认出了埋在长城下面的丈夫。所以，合血法根本就不能验证亲缘关系。

到了清代，人们越发怀疑滴血认亲的可信度，当时的法医林几就说滴血认亲“不足为凭”。清代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滴血认亲的荒诞案件。有个山西商人，把家产托付给弟弟保管，自己到外地经商。多年后商人带了一个儿子返回家乡，说自己在外结婚生子了，不幸妻子早亡，只剩下儿子一起回来了。孰料，弟弟怀疑哥哥的儿子是抱养而非亲生，将此事告到官府。实际上，弟弟是想趁机侵占哥哥的家产，想以哥哥没有儿子为理由“吃绝户”。

县官接案后，对商人和儿子做了滴血认亲，估计二人的血型恰好相同，所以血液真的相融了，县官据此认定二人的亲生父子关系。这弟弟还不信邪，回家后搞起了试验，和自己的儿子也来了个滴血认亲，结果血液并未相融。弟弟将此结果禀告县官，意思是说：你看，滴血认亲的方法有多不靠谱，不能以此认定哥哥的儿子是亲生。县官此时也很狐疑，甚至想推翻原有的判决。但是，周围的邻居听说后，厌恶弟弟想“吃绝户”的恶行，于是爆料弟弟的媳妇曾经与他人出轨。县官得知后，将出轨对象拘来审问，此人供认不讳。弟弟本来是想捞哥哥一笔，没想到最后弄巧成拙，反倒自己意外收获了一顶“绿帽子”。至于商人的儿子是否为亲生，终究也是个谜。

除滴血认亲外，古人还会利用“亲情表现”来做亲子鉴定。此方法最早见于东汉著作《风俗通义》，当时两个妯娌争夺一个孩子，都说是自己亲生的，闹到了官府。官员下令把孩子抱到衙门，让两个妯娌抢——谁抢到就是谁的。嫂子抢得很用力，弟媳则怕孩子受伤就没使劲抢，表情中还带有悲伤。官员据此判断，孩子是弟媳的。这个道理就是民间常说的：两个人抢孩子，先放手的一定是亲妈。

古代也有利用生理学和遗传学原理做亲子鉴定的。《宋史》记载，李南公任长沙县令时，接了一个争子案。某女丧夫，带着婴儿改嫁，七年后，前夫家前来索要孩子。此女不想给，辩称孩子是和现夫所生。李南公就问孩子多大了，女人谎称七岁。李南公又问孩子是否换牙了，女人回答去年已换。李南公随即判断孩子是该女子与前夫所生，理由是男孩八岁才换牙，这孩子肯定不是七岁。古人当官必须具备丰富的生活知识，连男孩几岁换牙都要牢记在心。《明史》里也记载了一个采用了类似亲子鉴定方法的案例。一个叫周允文的人，晚年与妾得子。周允文死后，侄子想霸占其家产“吃绝户”，污蔑其子非周亲生，告到官府。官员的鉴定办法很简单，让周的儿子与其他同龄孩子站在一起，然后召集周氏宗族的人都过来辨认：看看哪个孩子像周允文。大家都指认周的儿子，官员据此判断孩子是周亲生。

最后讲的这些鉴定的方法，手段虽然原始，但不乏朴素的科学道理，比滴血认亲方法靠谱得多。古代的滴血认亲，不但无法认亲，甚至还可能害人，其错误结果，可能导致很多人此生妻离子散，也会导致很多人一辈子“戴绿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