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星驰主演的电影《九品芝麻官》里，有一个讼师名叫方唐镜。他在公堂上向主角包龙星叫嚣“你打我呀”，最后真的就“求锤得锤”了。讼师这一职业在古代颇为普遍，其工作内容相当于今天的律师。然而在古代，讼师其实是一个颇受歧视的职业，这其中有何缘由呢？

讼师的鼻祖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名辩之学”的创始人邓析。他创立的名家学派专门研究逻辑和推理，且擅长辩论，因而非常擅长打官司。根据《吕氏春秋》记载，邓析经常帮民众写状词、打官司，大的案件收一件大衣作为报酬，小的案件则收一条裤子。当时，带着衣服去找邓析求助的民众络绎不绝，其收入足可以开服装店了。尽管当时已有讼师这一性质的职业了，但还没有“讼师”这一叫法。直到宋朝，随着社会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崛起，民众维权意识提高，一言不合就打官司，古人称之为“好讼之风”。于是讼师这一称谓开始在宋代出现。在近代西方诉讼制度引入我国之前，讼师一直是律师的代名词。

古代的讼师多来自读书人，特别是那些科举不中当不了官的，很多就当起了讼师。毕竟，讼师帮人打官司不仅得逻辑能力强，还得引经据典，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具体地讲，讼师需要以下几个技能。

首先，讼师要了解各种法律条文和诉讼程序，会写各种法律文书。古代并没有专门的政法学校来教这些东西，却有很多讼师职业技能的培训书籍，称为“讼师秘本”。为什么要叫“秘本”呢？首先，古代统治者非常厌恶民众打官司，认为这会导致社会不安定，“息讼”观念根深蒂固。另外，我国古代的法律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早在春秋时期的《左传》就说过“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认为法律的根本作用是威慑民众，民众越不懂法，就越惧怕法律的威严。教人打官司的书只能在民间秘密传播，故为秘本。尽管古代统治者严格限制，但民间秘本屡禁不止。最著名的讼师秘本是明朝的《萧曹遗笔》，此外还有《折狱奇编》《法林照天烛》《霹雳手笔》等十几种。

其次，讼师要有非常好的文笔。讼师方唐镜在公堂之上慷慨陈词，唾沫星子横飞，这在古代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因为古代打官司必须是当事人亲自对簿公堂，禁止外人代理，讼师也无法进入公堂。讼师的主要服务方式是在背后给当事人出主意和代写状词。状词是讼师主要的用武之地，最考验讼师的功底，不仅要文笔干练、法条运用精准，还要善于引用儒家经典，因为这样的状词容易赢得儒学出身的官员的信服。

《清代笔记小说类编》就记载了一位浙江湖州的女讼师的故事。这位女讼师外号“疙瘩老娘”，特别擅长引经据典。有一年，江北地区大灾，江北米商就到江南地区收购粮米，江南的米商怕粮米被买光影响自己的生意，故意不卖，双方闹到了官府。江北米商担心当地官府会搞地方保护，就重金请疙瘩老娘代写状词。疙瘩老娘不负众望，写出了一篇慷慨激昂的状词，其中最经典的一句是：“列国纷争，尚有移民移粟；天朝一统，何分江北江南？”这就引经据典地把商业纠纷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官员再想偏袒本地人也绝不敢犯“分裂国家”这样的政治错误。最后江北米商胜诉。

还有一位讼师，在一桩债务官司中为债主写状词，将债务人欠钱不还的嘴脸刻画得惟妙惟肖：“昔日借银，释迦口吻；今朝索债，悟空脚跟。”我们今人常说欠款者“借钱的时候是孙子，还钱的时候是大爷”，看来古代的情况也如此，只是古代讼师的描述更为文雅，还不失幽默。

律师还要精通人情世故，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清代芜湖的一位讼师，为解决兄弟争讼，让兄弟二人对面互唤，一方喊一句“哥哥”，另一方就要应一句“弟弟”，还未叫十声，二人就撤诉了。这就是利用手足亲情化解争端。当然，这个前提是双方都得“要脸”。现在有些兄弟姐妹为争夺财产，无论法官如何调解，他们也只认钱财而不认亲情。别说叫哥哥了，就算叫爹都不好使。

古代讼师要具备如此多的技能，收入自然也不菲。清朝时，讼师写一份状词要收三到五两银子，涉及死刑大案时要价还会更高。要知道，清朝普通人一年的收入也才十两银子左右，讼师写两三个状词就够了，可见其收入之高。

尽管有文化且收入颇丰，但古代讼师的社会地位不高，颇受舆论歧视，甚至被称为“讼棍”，跟恶棍差不多。这是为何呢？首先，古代统治者反感民众打官司，官员也不愿意处理民众的官司。判得双方都满意很难，有的不服者会越级上访，更有甚者赴京告御状，谓之“京控”，给官员带来很多麻烦。而讼师专门帮人打官司，必然招致整个官方意识形态的压制。其次，有一些讼师贪图金钱，故意搬弄是非，教唆诉讼甚至做伪证，这也败坏了讼师群体的名声。最后，讼师一个月就能赚普通人一年的收入，很让人眼红，容易招黑。其根源在于：古代中国是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讼师的作用是帮助民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必然触犯了统治者的利益。毕竟，对专制统治者来说，无知且听话、不懂维权、不知法律能帮自己的民众，才是他们最想要的“好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