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民于兑”，是中国古籍《淮南子》里的一句话。原注：“兑，耳目口鼻也”。“塞民于兑”——堵塞民众的耳目口鼻，人不就成了白痴了吗？是的，正是要让民众成为白痴。

　　专政统治需要制造愚昧的民众，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历来的统治者对此奉行不易。不过，在口头上，他们一般并不这样讲，反而要为自己涂抹上一层厚厚的“为民”的油彩，显得华丽迷人。

　　公开了内幕的，是《淮南子》。其中的“塞民于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淮南子》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79--前122）组织门客集体编撰的，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了。刘安本身喜好道家黄老之术，书里充分吸取了《老子》、《庄子》，特别是《黄老帛书》的思想资料。但在涉及实际的统治术时，却也百花齐放，各种主张都有。其中，最能够暴露统治术的秘密的，是《道应篇》里的一段话：武王问太公曰：“寡人伐纣天下，是臣伐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后世之用兵不休，斗争不已，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问也！夫未得兽者，唯恐其创之小也；已得之，唯恐伤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则塞民于兑，道令为无用之事，烦扰之教，彼皆乐其业，佚其情，昭昭而道冥冥。于是乃去其瞀而载之木，解其剑而带之笏。为三年之丧，令类不畜；高辞卑让，使民不争。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娱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礼以弇其质，后葬久丧以亶其家，含珠、鳞施、纶组以贫其财，深凿高垄以尽其力。家贫族少。虑患者贫。以此移风，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也。”

　　周武王伐纣得天下，是“臣伐其主而下伐其上”，在当时是叛逆之举，为社会道德所不容。周武王心里不踏实，深怕将来自己的臣民依样画葫芦，也来向自己夺权，就向姜太公求策。姜太公见他居安思危，能够预见到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在赞扬之后，作了具体回答。

　　他说：猎人打猎时，深怕野兽逃脱，因此，放箭用刃唯恐不力，伤得不大不深；可是，一旦扑获，又担心伤肉太多。统治民众，也是如此。过去，你要夺取政权，必须发动群众，利用群众，做到人多势众。现在，情况不同了，你已经胜利了，自己成王了，就再也不能那样去办了。要想持久地维持统治，现在反而必须“塞民于兑”，堵塞民众的耳目口鼻，使其无所听、无所看、无所嗅，不去说话，除了你灌输给他们的以外，让他们什么也不要知道，不要懂得，“昭昭而道冥冥”，引导他们由清醒明白而变得糊涂愚昧，成为你手里可以任意操纵的工具，不能还是傻乎乎地去作什么发动民众的工作、幻想什么“依靠民众”了。

　　要使民众成为自己得心应手、可以任意支使的 活工具”，关键在于“移风易俗”。姜太公说：只要“移风”，将当初革命年代锐意进取、大反旧物的社会风气加以改造，使社会昏暗保守，民众丧失朝气，追求享乐，庸庸碌碌，满足现状，不求进取，不去造反，你自然就“可以持天下弗失”。

　　那么，怎样“移风易俗”？姜太公提出了十一条措施：一、“去其瞀（通“鍪”）而载（通“戴”）之木”。——摘掉民众原来在战斗中用以保身的头盔，换上遮雨挡阳的草帽，把他们由战斗的军士变成仅仅土里刨食、为果腹而奔忙的芸芸众生。

　　二、“道（同“导”）令无用之事”。——引导民众，教他们干些没有实际用处的事。例如，制作“万岁”牌，学会三呼“吾王万岁”，会跳“忠”字舞，等。

　　三、“酒肉以通之”。——用酒肉驯化他们，使其满足现状，并对领导感恩戴德。

　　四、“竽瑟以娱之”。——以笙歌艳舞娱乐民众，使其“乐其业，佚其情”，沉溺于生活享受之中，而别无他图。

　　五、“鬼神以畏之”。——宣扬鬼神，使民众敬畏，相信天命，不致轻举妄动。

　　六、进行“繁扰之教”。——不厌其烦地、反复地宣传教育民众，用大量垃圾、有害之物塞满他们的脑海。

　　七、“繁文滋礼以弇（y？n）其质”。——大搞“繁文滋礼”，扭转、掩盖民众爱自由、讲平等的天然本质，使他们忘记人之所以为人。

　　八、“高辞卑让，使民不争”。——位高者为辞讲话，位卑者要谦逊地聆听，服从不争。

　　九、“解其剑而带之笏”。——对于当年的指挥员，要下掉他们手里的剑，夺去兵权，换上笏板，成为文官，以便忠心耿耿地为你服务。

　　十、“为三年之丧，令类不畜”。——制定守孝三年的礼制，民众在守孝期间，必然庐墓，住在搭建于父母墓旁的小草屋里，夫妻不能同居，人口自然不会繁衍。

　　十一、“后葬久丧以亶其家，含珠、鳞施、纶组以贫其财，深凿高垄以尽其力。家贫族少。虑患者贫。”——大力提倡厚葬，大办、长时间地办丧事，在死者口中含敛贵重的珍珠，穿上用玉片编成的玉衣，用有丝绳纽带的华丽衣服覆盖其遗体；深挖墓穴，高筑坟头。用提倡“孝行”的手段，让民众“贫其财”，“尽其力”。这样，民众必然“家贫族少”，要折腾也折腾不起来。“虑患者贫”，图谋作乱的必然就少了。

　　应该说，姜太公的计谋是十分阴险的。他的目的是维持既定的统治秩序，这个统治既以防止民众反抗、排斥民众为特征，就不能不是反动的。但是，所用的手法却极为高明。你看，在物质生活上，我关心你，让你喝酒吃肉，能够生存，并不消灭你；在文化娱乐上，我让你有歌舞可以欣赏；在教育上，我让你懂礼貌，有教养，摆脱无知，懂得尊重各级官员：在精神上，我提倡鬼神，使你的心灵有所寄托。我还提倡你干事，并不限制你的活动。当年当兵的、当军官的，我分别给以不同的出路。你不是十分重视血缘亲情吗？我提倡为死去的亲人大办丧事，提倡厚葬再厚葬，提倡庐墓守孝。我重视“孝道”如此！

　　一副无比关心民众、体贴民众、爱护民众的样子！

　　既然如此，你对我的统治，能不服服帖帖地接受吗？

　　毫无疑问，这类“糖衣炮弹”实施久了，民众必然思想麻醉，整天无事忙，丧失分辨是非的起码能力，安于被统治、被剥削的现状，忘记人之高贵和自己的权利所在，不懂得反抗斗争，退化为没有理想、没有追求的一般动物，行尸走肉。

　　是的，民众需要酒肉，需要歌舞，需要文化，需要教育，需要精神安慰，需要心灵寄托……，但是，在防民唯恐不周、视民为敌的社会环境里，以维护反动统治为目的，所进行的这一切，都必然是对人性的扭曲，必然是对人的一种摧残。

　　养鸟的人没有不想让自己的鸟儿光明鲜亮的。他们总是将最好的食物提供给小鸟，鸟笼当然也要收拾的尽可能的漂亮。但是，他们为鸟所作的一切，并不表示他们爱鸟。鸟的最大愿望是能够在蓝天任意飞翔。一旦鸟笼打开，鸟一定争先恐后地逃逸。养鸟人能尊重鸟的这个愿望，给它以自由，让它飞出笼去吗？在笼子里，鸟固然不忧食物，但鸟能是快乐的吗？不光鸟儿，任何动物关在笼子里，对那动物来说，都是痛苦不堪的；且不要说为了捉一只鸟，得有数量多少倍的活鸟殉它而死。

　　人更是如此。人绝对不可以被饲养。人在监狱的单间里关久了，绝对会精神失常，绝对会疯。渴望自由，是人的天性。姜太公对待民众的办法，和人养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都是利用动物的基本需求来驯养它。不同的只是：姜太公懂得人比动物多了一层精神追求，因此，更注意利用这一点来进行驯化。他的所谓，“竽瑟以娱”，“鬼神以畏”，“繁扰之教”， “繁文滋礼”， “高辞卑让”， “三年之丧”……无一不是对民众在精神上的摧残。人之不同于普通动物，在于人有灵魂，有追求，有理想，有尊严，渴望自由、平等、博爱，天然地反抗压迫、反抗剥削。姜太公“塞民于兑”，把工作重点摆在毒化民众的心灵，摧毁其精神，使人动物化，确实是抓住了要害。

　　周武王是由于殷纣王“昏暴商邑百姓”而伐纣的。打的旗号是“共行天之罚”。但是，一旦他们从革命集团变为统治集团、取纣王之位而代之以后，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时，周武王想的和当年殷纣王想的竟一模一样：如何巩固自家的统治、榨取民众、防止民众造反。他们热衷的，只是采取什么办法，好让民众永远服服帖帖接受他们的统治与支配；民众的人格尊严和一切正当的权利福利，不但早已被他们丢到脑后去了，他们尤其害怕民众从这些出发，向他们要求公平正义，并因此而反对他们的防民唯恐不周、与民为敌的统治。

　　姜太公不愧是出色的谋士。他能够把统治者的统治需要同民众的需要和接受程度，在保证既定统治秩序的前途下，恰当地、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表面上看，十分维护民众的利益，全部十一条，特别“孝道”、敬鬼神两条，绝对会为民众所欢迎，但是骨子里，却是对民众最深的毒害。姜太公正是以民众所需为诱饵，把民众引导到邪路上去的。他的有关“塞民于兑”的一番阔论，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读起来，仍感到惊心动魄。

　　《老子》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淮南子》将《老子》愚民以治的指导思想作了绝好地发挥，所以在论述的最后，引证《老子》的话：“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也。”——在顺化过程中，有欲望发生时，不需要采取其他办法，用“无名之朴”、即“道”来镇服就完全可以了。

　　历代的统治者从姜太公的教诲中，得到启示，使自己的统治“人性化”，更富欺骗性，但是，这一套说教，无意间却也给民众以启迪，给他们提供了一件识别专政独裁制度的绝佳工具。既然专政制度以“塞民于兑”、 制造愚昧的民众为特征，那么，反过来说，凡“塞民于兑”、热衷于制造愚昧的民众的，就必然是专制制度了。凡只允许民众听统治者的宣传，看统治者的文字，别的一切都不让民众接触，用种种办法，限制民众，断绝民众间不同意见的交流，深怕民众从与“异端”的接触比较中觉悟过来，识破了他们的面目；只允许民众“鹦鹉学舌”，千篇一律，说统治者所说的，禁止民众开口，剥夺民众的言论自由，不让揭露事实真相，发泄对现实的不满，表达自己的心愿，不管打的什么旗号，涂多绚丽的色彩，言语如何甜蜜，其本质必然是专制统治。有了这份反面教材，民众对专制制度的识别和警惕，也就容易得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倒是应当感谢姜太公这位专制制度的忠实策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