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恭亲王驾薨的那一天，天气惨淡，日月无光，阴云密布，万象凄凉。京都的人民感念英法联军入京，恭王维持都城之功，人人痛哭流涕，滢贝勒当时举哀，光绪帝想起恭王的功劳，又想着恭王一死，自己失去了一个有力的后援，太后的威权，从此更无人敢抗不觉千悲万痛，齐上心头，忍不住号啕大哭。礼王、幕王、翁师傅等，忙奏请皇帝节哀，先行还宫。皇帝迫于国礼，只得掩面流涕。上轿回宫而去。次日皇太后颂了一道懿旨，略谓恭亲王有功社稷，功在民间，赐谥号曰忠，着伊孙、溥伟、随袭王爵。皇帝亦颁发谕旨，辍朝三日，亲皇祭奠，皇帝三日之内，都到恭王府痛哭，并派内府务大臣施会，总理丧务。皇帝因悲痛过度，便面容消瘦，身体更弱，翁同常进宫劝慰。皇帝之心稍安。这一日皇帝与康有为谈起维新变法的事。皇帝说道：“现在最阻挠新政的，有两个人，一是李莲英，一是荣禄，那荣禄再讨厌没有了，他部下有个袁世凯，亦不知是何心理。”

　　康有为奏道：“李莲英目前不易铲除，惟荣禄尚可能黜，至于袁世凯，是一个好高争胜的人。如果许以爵禄，袁世凯定然反对荣禄的。臣听说谭嗣同与袁世凯最为莫逆，如蒙皇上谕允，臣明日即托谭嗣同到津，游说袁世凯，一定可以成功的。”

　　皇帝道“此策甚妙，但须秘密。”康有为领旨下去，便去见谭嗣同，二人见面，谈起袁世凯的事。谭嗣同道：“此人乃甲三之侄，将门之后，必知忠义，明日我请病假三天，微服到小站去，动以忠诚，晓以利害，袁世凯一定可以报答圣恩的。”

　　康有为大喜，便告辞而去。第二天谭嗣同果然递了请假的摺子，奏旨赏假五日。谭嗣同扮作算命先生，偷出北京到小站去见袁世凯。那谭嗣同的性情最急，不待通报，就进了袁世凯的营盘，卫队将他捉住，回报袁世凯道：“知才营门外，来了一个算命先生，直闯进营，被卫队捉住，请示发落。”

　　袁世凯闻知有异，忙叫押上帐来。卫队便把谭嗣同押到帐上，袁世凯一瞧，不是别人原来是谭嗣同。知道他此番前来，定有要事，便一面松缚，一面屏退左右，请谭嗣同坐下寒暄已毕。谭嗣同便叹道：“中国虽大，何无良药也。”

　　袁世凯见他说话奇突，忙问他说的什么，谭嗣同道：“我病了，要好药材治病。”

　　袁世凯道：“这又奇了，先生有病，不在家中歇息，反不远千里而来，到我营中找什么药料呢？”

　　谭嗣同道：“药材就在你营内。”

　　袁世凯更觉讶异，问他要什么药，谭嗣道：“要忠义之药。”

　　袁世凯道：“营中那有此药？”

　　谭嗣同道：“忠义之药，出于忠义之门，你叔父不是忠义之士吗？叔父如此，侄儿亦然，那么你也是忠义之士了，所以我来问你要药。”　　袁世凯忙答道：“先生未免过誉，若有什么事，不妨实说。”

　　谭嗣同便将皇帝实行新政，后党如何阻挠。皇帝因袁世凯是忠臣后裔，所以特差他来希望袁世凯以忠义之气，辅保皇上的一番秘密向袁世凯说了，袁世凯沉吟了一刻，慨然答道：“世凯世世代簪缨，幼承家训，而且三世显贵，深受皇恩，岂不能效古代忠义之士，为皇上效忠，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一定要为皇上出力的。”

　　谭嗣同大喜，便告辞回京，奏明皇帝，皇帝便下了一道上谕，召袁世凯进京陛见。那荣禄见了上谕，颇为惊讶，忙先派人到小站，将袁世凯请来。袁世凯见了荣禄，那荣禄本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官僚，便用手段，拢络袁世凯，与袁世凯结为异姓兄弟。又写信替袁世凯介绍，与李莲英在京相见。并代袁世凯预备了一份厚礼，替他给李莲英。袁世凯虽未曾将谭嗣同所说的话，告诉荣禄，但是心中的主意，已活动了许多。次日袁世凯入京预备召见。便住在东城金鱼胡同贤良寺，先派人送了礼物与李莲英。李莲英因接到荣禄的信，知道袁世凯是一个要紧的人物，便偷着出宫，穿便衣去拜袁世凯，外间竟无一人知道次日袁世凯进宫，觐见皇帝，就跪奏道：“臣袁世凯叩谢皇上圣恩。”

　　皇上问道：“你在小站练兵三年，共有多少军队？”　　袁世凯奏道：“共有一万二千名。”

　　皇帝问道：“军官都是什么出身？”

　　袁世凯奏道：“都是北洋讲武学堂学生出身。”

　　皇帝赞道：“很好。”　　又同袁世凯谈了许多变法维新的政见。袁世凯也迎着上意，奏了许多的条陈，无非是练军队，兴学堂，办实业，那一类的时髦话，皇帝大喜。袁世凯退出来由谭嗣同领他去见翁师傅，康有为等一班帝党的重要人物。皇帝又颁谕旨，赏袁世凯兵部侍郎衔，命他督练新军。袁世凯更十分快乐，又与李莲英订下交情，在京中酬应三日，仍回天津，见过荣禄，又往小站去了。按下袁世凯不表。且说康有为等见袁世凯已入其范围，外有兵力，足以制住荣禄，便放开胆子，实行变法，奏请将翰詹科道各卫门，分别裁并；设立新机关，以重政务。这一封摺子上去，那些顽固大臣们，都非常懊恨。其中最有力的，如许应骋怀塔布，这两个人一个是明着反对，一个是暗中设谋。那荣禄又时常入京，与李莲英密议之久，事事从中破坏。忽然这时有一个礼部往事，名叫王照，字小航，直隶天津人，因为瞧皇帝破格用人，擢升新进，只要能上条陈，便可仰邀恩泽，他因为热心做官，便上了一个奏摺，内容大概是请皇帝剪发易服。他写了奏摺，便恳求礼部尚书许应骋，怀塔布二人代表，被许应骋、怀塔布偷看了奏摺，见他奏请的是这门一档子事，许怀两人，本是顽固派，见王照请皇帝剪发易服，不但以为可笑，而且深恶痛恨。便将那摺子压下，不进呈皇帝御鉴。却反塞在怀塔布的衣袖内，打算送到皇太后宫中，请太后去看。那王照探明消息，知道这事不妙，就赶紧去找康党，求他们设法援助。康党之中就有御史宋伯鲁杨深秀等，立刻上了封奏，奏明此事。皇帝大怒，下了谕旨，命许应骋明白回奏。次日许应骋果然回奏道：“为遵旨明白回奏事。悉本月初二日，臣俯凭直之招尤，仰荷圣明洞察，许自陈达。良深感悚。谨将被参各节。为我皇上缕晰陈之。如原奏谓臣腹诽朝旨，务使裁减其额，使得之其难，就之者寡一节。查严修请设经济特科一摺，系下总署核议。臣与李鸿章等，因其延揽人才，转移风俗起见，当经议准许复陈，若臣意见参差，可不随同尽稿，何至朝旨既下，忽生腹诽。而诽存于腹，该御史奚从知之，任意捏诬，已可概见，至岁举仲额，应臣部议妥，具奏恭候钦定，臣维事关创始，当求详慎，自古名臣善谕，斤斤以珍惜名器为要图，况乡举一阶，诸庠所重，倘过为宽取，恐滥竽充选，鄙人之所害，即高士之所羞，人才何由鼓励，是以与同部部臣，熟商定额，期于协中，既不敢存刻核之见以从苛，更不敢博宽大之名以要誉，且现未定稿，该御史竟谓臣务欲裁减，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向来交谕之事件，未经议奏以前，言官不得僭越条奏，今该御史隐挟私见，逞臆遽陈，殊非礼制，原奏又称诏书关乎新政，下礼臣议者，臣率多方阻挠一节，近来迭奏明谕，如汰冗兵，改弄科诸事，均不隶臣部，岂能越俎代谋，此外惟杨深秀厘正文体一摺。系奏旨交议，按之西学时务，无甚可涉，且未拟稿，何得云多方阻挠耶，原奏又称臣接见门生后辈。辄痛识西学，遇有通达人士，则疾之如仇一节，悉臣世居粤峤。洋务素所习闻，数十年讲求西法，物色通才，如热学洋务之华廷春，粗练枪队之方耀，善制火器之赖长，均经先后奏保，及车中事起，三员早已凋谢，未展其才。臣深惜之，方今时事多艰，需才孔亟，冀有所益，并赖以务求实际，毋尚浮华，初何当痛识西学，该御史谓臣仇视通达时务之士，似指工部主事康有为而言，康有为与臣同乡念知其少即无行，迨通籍旋理，屡次构讼，为众谕所不容，始行晋京意图幸进，终日联络台谏，夤缘要津，托辞西学，以从视听，即臣厉已干竭再三，臣鄙其为人，概予谢绝，嗣在省会馆，私行聚众至二百余人，臣恐其滋事，复为禁止。此臣修怨于康有为之所由来也，比者饬令人对，即以大用自负，向乡人扬言，乃奏旨派充总理衙门章京，不无觖望，臣在总署有堂司之分，亟思中伤，捏造浮辞，讽言官弹劾势所不免，前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当谕今之以西学自矜者，绝无心得，不过藉端牟利，借径弋名，臣素服其谕，今康有为逞厥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犹不可测。若非罢斥驱逐回籍，将久居总署传谘要政必刺探机密。漏言生事，长住京师，必勾结朋党，决意排挤，摇惑人心，混淆国事，关系非浅，臣疾恶如仇，诚有如该御史所言者，原奏又称臣深恶洋务一节，臣自承乏总署，已逾一载，平日仰蒙召对，辄以商务矿务制造等事，皆属当务之急，臣屡陈天听，请次第施行，臣是否窒塞风气，应亦难逃圣鉴，悉自诸事，议定后，总署交涉事件，益难措手，倘徒争以口舌，断不能弭隐患，臣望浅才庸，自揣万难胜任，惟有仰恳天恩，开去总署差使，俾息谗谤，而免陨越，实为厚幸，为此谨奏伏乞皇上圣鉴。”　　皇帝见了许应骋这本奏摺所说，把康有为骂得体无完肤，不觉大怒，数日后，便下谕革去了礼部六堂之职，反将那王照赏了三品卿衔，正是：军营蜜言寻良药臣部蜚声起祸潮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