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经典的书本。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年夜学》和《中庸》；而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正在之前，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本书也被称做“六经”，个中的《乐经》后来亡佚了（焚书坑儒导致），就只剩下了五经。《四书五经》是南宋今后儒学的根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之书。
四书五经的出处
出处：《白虎通·五经》：“五经何谓？《诗》、《书》《礼》、《易》、《春秋》也。”
南宋有名理学家朱熹将“四书、五经”合称《四书五经》
儒家的五种经典，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设立五经博士，奠基了儒家经典的尊贵位置。
一、《易》：又称《周易》，包罗经、传两部门。经的部门共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卦辞和爻辞共约5000字，可能是西周初年编定的。它不仅对懂得殷周时期的哲学思惟、社会生涯有极主要的意义，并且保留了一些相当罕有的商周史事资料。《易》的传，包罗系辞、说卦等十个部门，旧时称“十翼”，是东周时人们所写的对《易》经部门的说明。
二、《书》：又称《尚书》，是我国上古时期王室诰命、誓辞和追述古代史迹的著作汇编。最初只泛称为《书》，厥后分为夏、商、周书，今后才称为《尚书》，义谓上古之书。秦汉之际，《尚书》多亡，独秦博士济南伏生壁藏之书。汉初，伏生求得其书，存28篇，传授于齐鲁之间。这部《尚书》以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故称《今文尚书》。此外，汉代还有《古文尚书》，据说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
三、《诗》：又称《诗经》。汉初教授《诗》的有齐、鲁、韩三家，都立于学官。毛公亦传，未得立。后来，三家诗亡缺，毛诗独传，是以《诗》又称《毛诗》。《诗》今存305篇，各篇时期日夕纷歧，早至周初，晚至春秋中期。《诗》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并且是懂得先秦社会风貌的名贵资料。
四、《礼》：汉时指《仪礼》，后世指《礼记》。《仪礼》是春秋战国时期一部礼节轨制的汇编。汉世所传有感恩本、戴圣本和刘向《别录》本。《礼记》是西汉时人所编定的儒家关于礼的阐释，分为《小戴礼》和《年夜戴礼》两种，戴圣所编49篇并由郑玄作注的为《小戴礼》，感恩所编85篇称为《年夜戴礼》。还有一部《周官》记载周朝轨制也包罗正在“三礼”的领域。“三礼”之中，后世以《礼记》传播最广，故一般以之作为《五经》的代表。
五、《春秋》：是鲁国的纪年史。它按年、时、月、日志载史事，以春秋代表四时，故名《春秋》。现存《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记242年间史事。固然词句简短，但对其时政治事宜都有本身的看法和评价。后报酬其作注解，传播下来的有《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合成“春秋三传”，个中以《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传播最广。我国第一部纪年体史乘。
四书
《年夜学》《中庸》和《论语》《孟子》一路合称为四书，为儒家传道、授业的根本教材。几百年来，“四书”正在我国普遍传播，个中很多语句已成为到处颂扬的格言警语。四书为儒家经典，南宋学者朱熹将《礼记》中《年夜学》、《中庸》两篇拿出来零丁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据称它们别离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之后各朝皆以《四书》列为科举测验规模，因而培养《四书》奇特的位置。甚至宋朝今后《四书》已赶过《五经》的位置。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其时有名理学家朱熹正在福建漳州将《年夜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路，作为一套经籍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年夜学者以为“先读《年夜学》，以定其范围；次读《论语》，以定其基本；次读《孟子》，以不雅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前人之奥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期意义。汉唐是《五经》时期，宋后是《四书》时期。“四书”指《论语》《孟子》《中庸》《年夜学》四部书。个中，《论语》、《孟子》别离是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谈吐集，《年夜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初次把它们编正在一路的是南宋有名学者朱熹。不外，正在朱熹之前的程颢、程颐兄弟已己年夜力倡导这几部书了。他们以为，《年夜学》是孔子讲解“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孔子的学生曾参整顿成文；《中庸》是“孔门教授心法”之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笔之子书，以授孟子”的。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路表达了儒学的根本思惟系统，是研治儒学最主要的文献。恰是按照如许的不雅点，朱熹把《论语》、《孟子》、《年夜学》、《中庸》这四部书编正在一路。因为它们别离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参、子思、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简称即为“四书”。朱熹别离为这四部书作了注释，个中，《年夜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释因为引用他人的说法较多，所以称为“集注”。值得留意的是，朱熹所编定的《四书》顺序原来是《年夜学》、《论语》、《孟子》、《中庸》，是依照由浅入深进修的挨次摆列的。后人因为《年夜学》、《中庸》的篇幅较短，为了刻写出书的便利，而把《中庸》提到《论语》之前，成了如今通行的《年夜学》、《中庸》，《论语》、《孟子》挨次。因为朱熹注释的《四书》既融合了前人的学说，又有他本身的奇特看法，切于世用；又因为以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位置的日益上升，所以，朱熹逝世后，朝廷便将他所编定注释的《四书》核定为官书，从此风行起来，到元代延佑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测验，正式把出题规模限制正在朱注《四书》之内，明、清沿袭而衍出“陈腔滥调文”测验轨制，标题问题也都是正在朱注《四书》里。因为这些身分，使《四书》不仅成为了儒学的主要经典，并且也成了每个念书人的必念书，成了直到近代全国同一的尺度的小学教科书。所以，有人把《四书》与西方的《圣经》比拟，以为它是东方的“圣经”。事实上，无论就其传播的普遍，照样就其对中国人人格心理锻造影响的深入来看，这种比较都是一点也不为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