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纳德在中国抗战时期贡献甚巨。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指挥官之外，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然而，踏上陌生的土地不久，这位“来华助阵”的美国人发现，将与自己并肩作战的是一支徒有其表的空军，身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则被蒙在鼓里。

　　战祸逼近，意大利人欺上瞒下

　　我来到中国的时候，意大利人已完全控制了中国空军，并垄断了大部分中国航空市场。

　　意大利人的对华援助实在是笔“好生意”，其间的各种开销全部来自当年的“庚子赔款”，可谓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购买意大利飞机，中国反倒还要拿出几百万美元，这对颇有些捉襟见肘的意大利航空工业来说实在是雪中送炭。还有一点不能不说：墨索里尼是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他在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没有放弃未来的盟友日本。

　　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尽管意大利人搞了不少花架子，中国空军的实力并未得到实际增强。有件事情很说明问题——意大利人开办了一家军事航校，实行“宽进宽出”的政策。也就是说，不管能力如何，学员只要耗完必须的学时就可以毕业。

　　据说，蒋介石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很满意”。众所周知，中国飞行员主要来自上流社会，美国航校出于各种原因将不合格人选扫地出门时，经常会受到多方面的压力，蒋介石也会被搅得寝食不安。较之美国人的严肃认真，意大利式的殷勤显然更符合中国人的胃口。他们的办学方式迎合了中国人一团和气的固有心态，却毁了中国空军。

　　意大利人在南昌援建的飞机组装厂也纯粹是骗局，他们提供的飞机很多是陈旧过时的，有的根本就是废品，这些破烂竟然被航空委员会堂而皇之地登记在册。也就是说，在意大利人的“帮助”下，中国建立的其实只是一支徒有其表的“纸上空军”。

　　最可气的是，某些人还利用航空捐款牟利。他们筹款时往往会许诺说，使用从当地获得的款项购买的飞机将会以当地的名字命名。拿到钱之后，他们还真派架飞机过来转上一圈，搞个焰火庆典，机身上醒目地喷涂着地名。但实际上，这些人对很多地方做出了同样的承诺，用来进行展示的飞机却只有一架，只不过每次机身上喷涂的名字不同而已。至于筹集来的款项，则早已不知去向，最后，中国空军只是在所谓官方统计表上又“购买”了一架新飞机。

　　直言不讳是我赢得信任的法宝

　　全中国的战争狂热愈演愈烈之时，蒋介石来到鄱阳湖西岸的夏季别墅避暑。当时的蒋内心很纠结，每天都在思考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实话说，中国军队的情况非常不乐观——

　　中日战争爆发时的中国海军拥有全世界军衔最高的海军将领，在国际海军会议上比任何人都优先。讽刺的是，蒋介石那少得可怜的炮艇除了被强大的日本舰队歼灭，无法期待任何事情。陆军情况略好，在德国顾问支持下，一支8万人左右的新式部队初具规模，时刻听从国民政府调遣。但我不得不指出，这支队伍虽然足以让心怀异志的地方军阀闻风丧胆，面对装备精良的百万日军仍然显得底气不足。至于成立不到5年的空军，知晓内情者更是不抱什么希望。

　　在南昌待了一段时间后，由于工作需要，我和中方的空军负责人毛邦初一起前往庐山晋见蒋介石和宋美龄。

　　寒暄过后，蒋介石便开始用严厉的语气质问毛邦初，要求后者对中国空军目前的状况做出解释。善解人意的宋美龄靠过来，为我翻译他们的对话。

　　“空军到底有多少飞机可以参战?”蒋提高了嗓门。

　　“91架，委座。”

　　蒋的脸色突然变得通红，快步走下别墅的台阶，把大批随从远远甩在身后。

　　“委员长已经发狠话说要把他枪毙了。”宋美龄悄悄告诉我，“航空委员会的账面上显示，总共有500架飞机可以投入作战。”

　　这之后8年里，我再没见过蒋介石如此失态。最后，他终于压抑住怒火，来到我面前用中文问道：“你的调查有什么结论?”

　　“毛将军的数据是准确的。”

　　“继续，”宋美龄鼓励我，“把所有真相都说出来。”

　　我将自己掌握的情况全部说了出来，宋美龄耐心地在旁翻译。来回踱步的蒋介石渐渐放慢了脚步，过了大概20分钟，他才离开门廊，回到了屋里。

　　经过这番谈话，毛邦初保住了自己的脑袋，宋美龄获得了监督、掌管航空委员会的权力，我则落了个直言不讳的好名声。此次在庐山的会面，为我日后和蒋介石相处奠定了基调。他开始信赖我，我也赢得了他的信任，只要我做的事情有利于战争的最后胜利，他都会毫无保留地支持。“有利于战争的胜利”——这便是他和我相处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