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学的经典化问题是当下网络文学研究的热点话题。不仅诸多网络文学评论家从机制、审美等各个角度对网络文学能否成为经典的问题进行阐发，诸多纯文学作家和网络文学作家也相继发表看法。持否定态度的评论家坚持艺术和技术、文学审美和商业逻辑的对立。在持肯定态度的评论家中，一部分学者寄希望于网络文学自身的“提升”，期待其能够适应文学性规约，提高立意或是注重审美；另一部分学者则着重指陈文学经典化的机制和标准理应更加多元化、大众化。对于这个问题，即使是网络文学作家本身，态度也不一致，有的作家明确表达了对于作品通过“评奖”机制进入经典化系列的期待，有的作家则以“说书人”自居，谨慎地将自己的作品与精英化的经典区别开来。

而近一年来，有关网络文学经典化问题的争议更加激烈，且争议焦点有所偏移。2021年，黎杨全以《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是个伪命题》为标题的论文引发各方关注。与诸多评论者以纯文学标准贬斥网络文学不同，黎杨全对“网络文学的经典化”道路的驳斥，是为了保持网络文学作为新媒介文化“事件”的“异质性”。他认为网络文学不同于既往“静止的”印刷类作品，具有动态化、互动性特征，而“经典化”针对的是印刷类作品，是精致的和凝固的。黎杨全认为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意味着网络文学这种动态化的、打破框架的、反对‘作品科学’的艺术，又重新进入了博物馆，重新成为一个‘作品’与‘对象’”。今年王玉玊发表了与黎杨全商榷的论文，她进一步发展了邵燕君的观点，重视“经典化作为一种凝聚社会讨论、增进社会共识的机制”，在反思和改变经典化进程中主体和标准等因素的基础上，认可网络文学的经典性，认为由此可促成更民主的文学。可以看出，此次围绕网络文学经典化问题的争议，并非聚焦于纯文学标准和网络文学之间，而是在保持网络文学“异质性”的前提下，如何反思“文学”和重置“文学经典”的问题。黎文和王文显然都反对“削足适履”，不过前者主张“不穿鞋子”，后者“主张重做鞋子”。

网络文学经典化争议焦点的转换

网络文学经典化争议焦点的转换，背后是网络文学的蓬勃发展和“地位”的悄然提升。网络文学享有庞大的作者群和读者群，覆盖文化产业全产业链，诸多网络文学IP转化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广泛传播，“网文出海”成为中国文化对外输出的主要形式。可以说，在市场层面，网络文学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同时，网络文学得到越来越多文化奖项和文化活动的认可。除了政府、商业机构、高校均开设网络文学评奖、评榜活动，网络文学“出圈”获奖、入榜也成为常态。近年来，多部网络科幻作品获“银河奖”“星云奖”，多部网络文学作品入选宝珀理想国文学奖，16部网络文学作品入选大英图书馆典藏。在这一趋势下，有关网络文学经典化的争议，逐渐由网络文学是否具有进入“文学经典殿堂”的可能，转变为网络文学要不要保留其独特品质，或是“经典”的内涵要如何被网络文学改变的问题。

关于网络文学经典化问题的焦虑，固然是网络文学价值评判的关键问题，但显然这并不仅仅是网络文学的问题。是否将“异质性”的网络文学纳入文学经典的范畴，关系到对整个“文学”体系和价值标准的认定。当然，关于“是否需要经典”“什么是经典性”的理论思考也存在分歧。当下，关于文学经典，存在“本质论”和“建构论”两种看法。“本质论”强调“经典性”内在于作品内部，是作品本身的特质决定着其经典地位。如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审美自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原创性（strangeness，又译作“异质性”）决定着经典作品的产生。“建构论”认为对于外部社会功能的选择决定着经典的序列，经典化进程中伴随着权力的较量。如伊格尔顿认为所谓的“文学经典”“不得不认为是一个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代形成的构造物”。“本质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发挥着强大的历史功能，至今仍有影响。但随着学界对于

“纯文学”等话语的反思，“经典化”背后的权力作用和社会功能逐渐受到重视。

“经典”的历史化进程让我们看到，从《边城》到《小二黑结婚》，对“经典性”的解构和保卫循环往复，它正对应了鲍曼对现代社会的解释，变化和不确定性成为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特质，鲍曼称之为“流动的现代性”。正如雷蒙·威廉斯所启示的，如果“共识”一词恰恰证明了分歧的存在，“经典”一词则以其“永恒”“静止”的表象，掩盖着它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经典”一词永远存在中心和边缘，它在形成价值集聚效应的同时，也在召唤新的反叛。“经典”在很多时候是流动的，即使个别作品停留的时间长一些，新作品的加入，也会使得该作品的语境和功能产生变化。每一种新兴文学的出现都会引发经典化的焦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与发展过程中，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否具有经典性是一直存在争议的问题。文学革命发生后，新文学不仅开启了自身伴随争议的经典化进程，也带来了对古代文学作家作品经典地位的重置。恰是“经典”的流动性成为“经典”继续存在的理由，即它在充分肯定某项价值的同时，也预示着该价值注定被超越和被改写。即使是“本质论”的代表人物布鲁姆也认为“异质性”是“经典”序列一以贯之的特征之一。

具有“异质性”的网络文学作为“文学经典”的边缘，它引发的焦虑和张力理所当然。当焦虑和张力发生时，网络文学的“经典化”进程就已经发生，也就是说，网络文学已然进入了“经典”的力场，它参与和改变着围绕“经典”的结构。无论是被贬斥，还是被肯定；无论是拒绝经典化，还是迎合经典化，网络文学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流动的经典性。从最初的抗拒、排斥，到温和的劝解、期待，或是对“异质性”的坚守、对“经典性”的改革，恰恰印证了网络文学对“经典”结构的影响。既然网络文学势不可挡地进入了经典化进程，那么当下网络文学经典化问题应该聚焦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网络文学成为经典。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统称的“网络文学”，掩盖了网络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同网络文学的面向，必然带来不同的网络文学经典化进程。

网络文学经典化的路径

自2003年起，网络文学的商业化促成类型化的网络文学成为网络文学发展的“主潮”，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网络文学被等同于类型文。在类型文发展过程中，类型文本身的“传统”被发明，“范本”得以确立。正如邵燕君所描述的，类型化已经造就了属于它们自己的“类型化经典”。如果推动类型文的经典化，便必然会推动功利性和超功利性的调和，重申商业性、类型化等被认为是“杂质”元素的价值，重新调整经典化进程中精英和大众的关系，“只有在承认类型小说也可以同样具有文学性、独创性和思想严肃性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讨论网络类型小说的‘经典性’。在讨论有关定义时，既要参照‘经典性’曾经穿越‘口头文学’‘纸质文学’等多种媒介形式的‘共性’，如典范性、超越性、传承性和独创性，又要充分考虑到‘网络性’和‘类型性’的特性构成”（邵燕君《网络文学的“网络性”与“经典性”》）。

不过网络文学并非只有类型文一种面貌。即使是商业化的平台也存在许多超越类型套路、在类型化之外的实验性文本。例如，2009年开始连载于起点中文网的《临高启明》，约200名网友参与了这部作品的写作，网友们根据自己的专业为作品补充世界观，完善细节，推动情节，使得该作品成为以互动性、参与性为特征的开放性叙事文本。由是，该文本改变了最初的类型文走向，不追求情节的完整，也不以满足读者期待为目的，而是以群体性写作为特点。《临高启明》正是黎杨全所说的“网络文学是一种永远不会终结的开放叙事”的样本。而此类文本，与封闭、静态的文字系统形成巨大区别。《临高启明》不是个例，与网络文学有着极大联系的剧本杀，同样超越了静态的文字系统，通过参与者的互动和选择完成叙事。这类作品与既有文学经典体系的“异质性”更大，可以设想，它们的经典化有待“文学”以单纯的文字系统为中心的状况的改变。

当下，网络文学中也不乏向纯文学靠拢的“纯化网络文学”，它们与纯文学经典的面貌最为接近。如“豆瓣阅读”平台上连载的网络文学就“更文学”。面向豆瓣较高文化水平的读者，平台上的作品不仅是以题材“生活向”、情感细腻、“日常”质感细致为特征，而且对人性的刻画深度和多种文学技巧的采用也十分接近纸媒纯文学。如豆瓣阅读的作者贝客邦的写作呈现出多视角、多线索叙事，陆春吾则明确表达老舍、莫言对其创作的影响。现实题材的网络文学创作也与玄幻、言情等类型化创作不同，在题材上书写时代，深入生活，呈现出和“纯文学”接近的特征。例如，阿耐的《大江东去》以身处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中的三位主人公迥然不同的一生相互参照，编织改革开放历史的多重线索，《落花时节》则通过一家人的恩怨情仇书写20世纪90年代。这种写作方式以及网络文学中盛行的“年代文”，都在套路之外，以写实的倾向吸收纯文学的诸多资源。与此同时，当媒介和跨媒介的影响广泛弥漫时，纯文学作家的写作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故事性”“类型化元素”等开始出现在年轻作者，甚至顶尖作者的笔下。跨界写作开始出现，“合流”的趋势正在发生。这也许是网络文学经典化的第三种路径。

2018年后，网络文学开始出现新的发展特点，越来越多的网络文学呈现出表达数字文明语境中特有的新经验的特点。线性的物理时空被打破，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被打通。“穿越”的白日梦设定，被转换为平行宇宙和时空循环设定。虚拟景观、赛博社会不再是区别于“现实世界”的“游戏”，而成为“世界”本身。在这样的设定中，人与“非人”成为共同体。大量后人类设定在网络文学中出现，“虫族”“大蛇”“喵星人”“赛博人”“虚拟人”“人工智能”成为网络文学作品的主体。亦有《末世第十年》《恐树症》等作品创作了人和动物、植物、病毒、真菌等在身体、视域和行动力上的融合，打破了人和“非人”的区隔。这种打破人与“非人”区隔的设定，甚至成为女频网文的主流设定。这一点表现在世界观上，便是物种融合、众生平等成为诸多网文元宇宙的基本价值观，用晋江文学城上连载的一部作品的名称来描述，就是“修真界禁止物种歧视”。此种价值观颠倒了类型文的套路，解构了流行的“主角光环”，打破了“成王败寇”的丛林逻辑，在修辞上呈现出“互文性”，在诗学意义具有“狂欢”的特点。这类有着数字文明语境下新表征的网络文学亦能为中国文学经典增添新质。

网络文学仍未能完成它自己，与其说网络文学是一种可以被定性的存在，不如说它是一种德勒兹意义上“生成”中的“文学”。它的发展具有多种可能性，它通过多种面向的创新不断重新定义自己。网络文学的经典化问题，需要具体化为哪一种面向的网络文学，什么样的网络文学可以以及可能怎样经典化的问题。当然，也许这种多元发展、不断创新的“生成性”本身就能够使网络文学整体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经典”。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扬子江网络文学评论中心执行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