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问我对于《九州缥缈录》的定位是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觉得它和市面上任何一本书都不像，不像奇幻也不像历史，不像言情也不像武侠，如果硬要说，它只是一次背叛。背叛我自己对于善恶和理想的一贯看法，而去尝试把一群人物像是一打枯叶那样置于历史的浩瀚洪流中，去看他们身不由己的翻卷和沉浮，成功或者失败，守护或者屠杀，欢聚或者别离，都身不由己。

我想那该是一个最浩瀚的战场，但是英雄们却没有退路，只能永无休止地挥舞自己手中的武器。

我不多的一点积累源自国学。儿时父亲以为但凡是文化之人，必先精通诗词古文，《古文观止》和《毛诗选注》是必备的，别的随意。后来我浮楂于海，到了美国中部的一个大城镇，所幸学校资源丰富，竟有中文典籍整整一馆。可惜虽然能找到民国年间出版的《关壮缪公文集》，新的出版物却少得可怜，唯有一套金庸全集，被人翻来覆去地借，从无一套书完整上架的时候。于是我在那里渡过了大约两年的“书不读汉唐以下”的生活，总是成捆成捆地搬回先秦诸子和史家的学说，然后囫囵吞枣，其中影响我最深的其实只有一部的一个章节——《后汉书》的《王莽传》。

脱离了历史课本去看他的一生，我忽然迷惑起来王莽是个该如何去定义的人呢？一个野心勃勃的篡国之贼，一个老谋深算的权臣，或者是一个存有伟大理想的疯子？他是为了什么而努力多年去篡取一个政权，他又是为什么会以如此悲壮的死亡来迎接他的失败？

我读到最后不能不对这个人的内心展开没有边界的想象，在敌人即将冲杀进来的时候，他以皇帝盛装坐在座垫上，胸前配有礼仪用的匕首，按照北斗的方位持续地旋转着他的座垫，确保他以君临天下的尊严死去。这种执着并非一个心机深沉的老贼可以有的，字里行间能感觉到这个人在内心里对自己的认同，他确实认为他是天命之主了，他也有义务维护这个天下，他要从腐败的当权者手中以古老的禅让制度取回“天授”的权力，也是为了他掀起了新朝的诸多的失败的改革，真真正正地想做一个开明的英主。

而我的思维不能洞穿这个人的厚度，他超过了我思维的锋锐，把我挡在了外面。我发现我无法用简单的几个词——善恶忠奸怯懦勇敢英雄枭雄——去描述这个人物，一切的语言在此变得苍白无力，接触不到本质。我开始不能自抑地思索一些形而上的问题，对于善恶的简单原则和个人之于整个环境的力量开始质疑，最后是一个个体为什么而存在。

我求助于其他的一些历史集子和社会学的闲书，结果是更加迷惑，我开始怀疑曹操所以没有取代汉朝的统治或许并不是像司马昭那样要留给自己的儿子，而是君臣的正统依旧是一个压在他双肩上的沉重压力，让他一生都无法解脱他至少要在名义上是为汉家去维护他的统治。这是一个曾经设下五色棒秉公执法的年轻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冲击使得他变成了一个权主？

而李鸿章写给朋友的信说其实北洋的军力维持不过是一个纸糊的房子，必须不断地填纸才能让它维持一个威慑的规模，而不堪一战，这个变成了他主张外交解决中日冲突的核心线索之一。时隔多年无法去揣摩李中堂这封信是否是怯战的托词，不过我确实钦佩这个签署了巨额赔款的老人，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当时的中国，他不去，谁去呢？即使那个签字是屈辱的不公的，李中堂还是签了下去，是为了他自己的乌纱，还是他作为总理中国的人无可逃避的义务？

我的思绪开始爆炸了，我从一个小小的历史课本的框子里钻出来，面对一场席卷而来的洪流。就像我有一个从未发布的写姬野幼年的中篇，姬野的母亲对他说：“野儿，要活下去，好好地活下去。”这个答应了母亲的孩子终于不能不离开母亲的怀抱，要去以自己的胸口挡住乱世洪流的冲击时，才发现原来在那个时代活下去本身就是如此艰难残酷的使命，更勿论“好好地活下去”。

我战栗着觉得自己开始走近真实了——相对的真实——我开始从正反和黑白两个方面去思考人的本身，渐渐地也就没有正反和黑白，世界变成了一个没有边际的战场，人人挥舞着武器冲杀。他们混在一起，看不清彼此服饰的颜色，被整个世界的灰尘所湮没。

我尝试着把那个世界复制在小说里，这是《九州缥缈录》诞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