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阅

宗教民俗中国佛乐

2017/8/30 11:25:51对 4290 个作者有用

　　含义

　　佛乐，即佛教音乐，是指佛教用以阐明佛理弘扬佛法的佛事音乐，也可指世人创作的歌颂佛教的音乐。佛乐是将佛理与音律相结合的一种音乐形式，通过音乐这一美妙的载体将佛的教化广为宣扬。佛乐通常庄严清净，蕴涵慈悲之情，使人听后动容，起欢喜之心，动善意之念。可以说，佛乐是佛陀教化的殊胜之音，是音乐百花园中粲然绽放的一株清净莲花。

　　中国佛教音乐的发展是以“仪轨”的建立与发展为前提的。中国的佛教音乐是通过仪轨活动体现出来的。仪轨也是佛教音乐的摇篮，或者说佛教音乐是仪轨的附属物。“仪轨”一词，原指佛教密宗的念诵法，在中国则不论显教、密教泛指唱念仪式的转范。中国早期的唱仪轨常合编于“清规”之中，其内容是寺院及僧徒的一切生活起居，待人接物，人事关系，职及仪轨唱念诵经等等，后世则把生活起居、人事关系、僧职等项与诵经唱念的内容分开来，分别称为“清规”和“仪轨”。

　　发展历史

　　中国佛教音乐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级：一、佛教初弘期的“西域化”阶段；二、自东晋至齐梁的华北及多样化阶段；三、唐代的繁盛及定型化阶段；四、宋元以降直至近代的通俗化及衰微阶段。

　　佛教音乐源于印度，中国汉地佛曲的发展，是由梵呗开始的。梵，是印度语“清净”的意思。四是印度语“呗匿”的略称，义为赞颂或歌咏。中国的梵四音乐，是模仿印度的曲调创为新声，用汉语来歌唱。

　　自佛教传入至三国时，来自印度、西域的一些高僧在汉地传播、翻译佛经的同时，也带来了印度、西域的佛教音乐。月氏人支谦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制成《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康僧会亦曾制此曲，又传《泥洹呗声》。此外，作“胡呗三契、梵响凌云”的帛尸黎密多罗也是西域人；月氏人支县南“裁制新声，梵响清美”，传“六言梵呗”于后世。“原夫经震旦，夹译汉庭。北则些（法）兰，始直声而宣剖；南惟（康）僧会，扬曲韵以讽通。”（宋赞宁《宋高僧传》）则把竺法兰、康僧会奉为北、南两派赞呗的祖师。他们所传梵四，应该是西域风格的佛曲。然而，这些异国风味的“胡呗”并没有广泛流传开来。

　　中国化佛曲的创始者应该是三国陈思王曹植。相传，曹植“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惋”，“乃慕其音，写为梵呗”（《法苑珠林》卷三四），曹植的“改梵为秦”，就是在梵音的基础上有所创作，“创声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梁慧皎《高僧传》卷一五）。一契便是一个曲调，四十二契便是四十二个曲调联奏。这种“鱼山呗”已经出现了与印度佛曲相异的形式，代表了佛曲华化的趋势。

　　《乐府诗集·杂曲歌辞》（卷七七八年）载有齐王融《法寿乐歌》十二首，每首均五言八句，内容歌颂释迦一生事迹，从其歌辞体制来看，无疑是用这种华声梵四来歌唱的。

　　东晋时，在结合仪轨和梵呗方面，长安五级寺道安（314-385）始介人倡在“上经”、“上讲”、“布萨”等法事中都唱梵呗，制订了《僧尼轨范》三科，“一日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日日常六时行道饮食唱法，三日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至庐山慧远“躬为导首”，开创了以音乐为舟揖广弘佛法的途径，“遂成永则”。自东晋确立了唱导制度，为后世的佛教音乐内容、目的、形式、场合的规范奠定了基础。

　　自东晋起，中国人佛教开始呈现出南北分歧的趋势，南方是以建康为中心的江淮以南的东晋辖区，北方是以长安为中心五胡十六国的地盘。自“永嘉之乱”以后，北方的文人、学士和僧徒为避五胡之乱，陆续南徙，江南出现了一个研究和应用发挥佛教文化的热潮。较为突出的就是佛教乐舞的整理与创新；佛教仪轨与制度的创立；佛事活动轨范化的倡导。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教的清规与仪轨全面建立的起点，而成为后世的轨范。南朝期间建立起来包括唱念在内的寺院生活全部内容的“清规”和面向社会的佛事仪轨“水陆”佛事及“忏法”，从性质上讲基本包括了后世以至当今佛事仪轨的部分内容和形式。而北朝佛教，各代帝王偏重于寺塔建筑、僧尼的管理及经典翻译讲说，僧徒则偏重于化学的研究和禅观的修行。两地比较，则形成了南华北质不同的佛教文化特点。

　　南朝佛教音乐的兴盛发达与两个重要人物有密切关系，一是齐代萧子良，另外一个是梁代开国皇帝萧衍。

　　萧子良是齐武帝这次子，封竟陵王，好古擅治文，曾撰《僧制》一卷，其内容既有生活起居，也有唱念内容。又撰《施食法》，是我国第一部施食佛事专着。自晋代到宋，建康等地梵呗流行日盛，梵呗高僧辈出，如建康白马寺的僧徒，颇有文才杂艺，尤其爱好唱诵，声音“响调优游，和雅哀亮”，“每清梵一举，辄道俗倾”。永明十年，萧子良发起整理传统音乐的创举，礼请了建康各寺梵呗名僧集结一起，对传统梵呗进行唱诵曲调的比较、勘误与校正。通过这次整理和校订，不仅恢复发传统梵呗，而且培养了一批梵呗高僧。逮宋齐之间，有昙迁、僧辨、太博文宣（即萧子良）等，并殷勤嗟咏，曲意音律，撰写集异同，斟酌科例，存于旧法。传统梵呗经过校勘整理后，辑为专集，萧子良为这个专集写了《梵呗序》，在对梵呗词曲校勘订正的基础上，又撰写了《转读记并释滞》一卷。

　　另外一个对佛教音乐有卓越贡献的是梁代武帝萧衍。他不仅是当时的一个政治领袖，实际上他也是梁代的佛教领袖。梁武帝早年好学，博通史，草隶书法，尺牍文章、骑射战术、律吕音乐等都十分精通，在齐代时就已闻名于王侯、宫廷及上层文人，并富有韬略，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人物，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梁武帝制定了有关的仪轨。曾梦一高僧建议他修设水陆大斋，普渡六道。于是梁武帝搜寻藏经，求得修设水陆斋会的方法，经三年撰成《水陆斋仪》，于润州（今镇江）金山寺举行“无遮大会”。《水陆斋仪》历经各代重修和增损，一直流传至今。梁武帝即位前，任南齐雍州刺史时，请僧为他的妻子郗氏撰制《梁皇忏法》十卷。武帝又是个孝子，在佛教道德方面非常重视孝慈，根据西晋月支国竺法护译的《盂兰盆经》，特为宗先亡制“盂兰盆斋”，开我国“盂兰盆会”佛事的先例。梁武帝同时又制作了许多佛教乐舞作品，以充实有关仪轨。《隋唐音乐志》载他亲制《善哉》、《神王》、《大乐》、《大观》、《天道》、《仙道》、《过恶》、《除湲水》、《断苦轮》十篇法乐，名为正乐，皆述佛法。

　　北朝的佛教音乐多见于应用，而没有制作，音乐活动处于自流状态，但是佛教的乐舞活动十分兴盛。据杨衍之《洛阳伽蓝记》记载“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尚书祠部曹录像凡有一千余躯，至八日以来入宣武门，向阊阖官前，受皇帝敬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天动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于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北朝虽然把佛教乐舞活动场面情景记录得真切，而表演曲目却大多未说明。

　　梵呗是中国佛教最早的音乐，它虽源起于北，由于北方的动荡和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灭佛，都不得不徙往江南，江南成了保存与弘传梵呗的基地。佛教史传，关于仪轨与音乐会的记载，总是南详北略，江南佛教不仅在佛学方面有所造诣，而且特别擅长佛教文化的开展，世称“礼乐佛法”。北方则单纯守一，对于音乐及唱念佛事则取现有而用之，北方的修治和应用少见于史传。

　　另外南北朝唱导音乐颇为盛，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唱导是一种说唱兼有，声文并茂的讲演艺术。《高僧传》曰：“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唱导主要以歌唱事缘，杂引譬喻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唱导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弘扬佛教，宣传法理，因为枯燥的义理宣传较难吸引听众，所以不得不在义理上加以艺术宣染夸张，自然就会取得较好的效果。《高僧传》记载一段唱导时的情景“混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布泪交零，证昔则如见往业，覆当军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泪含酸。于是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

　　南北朝唱导高僧如道照、慧琚、昙宗、僧辨等，他们皆尤善唱导，出语成章，“唱说之功，独步当世”。

　　隋代统一全国，结束了二百多年南北分裂的局面。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佛教及其文化的顶峰时期。隋唐时期历代帝王及上层人士基本或大多数是佛教的信奉者，或是对佛教文化感兴趣者，他们都是佛教事业的支持者和佛教文化的传播者。在帝王中如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玄宗李隆基，还有武则天，他们不论在寺院建设，经典翻译，佛教礼乐与文化的提倡，都做了很多贡献，对佛教及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自南北朝形式始，佛教乐从寺院走向宫廷和民间，佛教及其文化的确普及，使佛教音乐成为后世中国传统音乐的一个重要组要成部分，到隋唐，其交流更为频繁与复杂。隋唐间的佛教音乐有三个来源，一是继承了南朝传统梵呗与法乐；二是从西域传入为数不少的佛曲，主要是器乐曲目；三是产生于我国的佛曲。由于佛事的增多和活动的频繁，需要相当数量的曲调充实其中。

　　唐代佛曲大盛，俗讲风行，朝庭耽于佛曲，百姓则把庙会视为最重要的娱乐场所。唐代无论寺院、宫庭、民间、佛教音乐都达到了鼎盛时期。

　　初唐善导，传净土法门，但专心念佛，曾着《法事赞》、《往生赞》、《般舟赞》等歌赞三卷中。唐法照制定了“五会念佛”法规，并作有《散花乐》等曲，影响甚远，流传至今的《千声佛》等绕佛之曲，可视为“五会”之遗续。晚唐少康，则更辟蹊径，面向民间，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创作新的佛曲。赞宁《高僧传》中称：“康所述偈赞，皆附会郑卫之声，变体而作。非哀非乐，得处中曲韵。”用当时、当地老百姓所熟悉喜爱的音调演唱佛曲，应该说是中国佛教音乐的一个优良传统。

　　唐代吟唱佛曲，演奏佛乐的技艺达到很高水平，僧人中演奏、演唱名家辈出。唐德宗时的段本善就是艺僧中涌现出的高手。贞元年间，时称长安“宫中第一手”的着名琵琶演奏家康昆仑在东市彩楼演奏，其高超的技艺获得观众的倾倒。此时，一位盛装的女郎出现在西市彩楼上，她将康昆仑所弹的《羽调惊服》移入更难演奏的风香调中弹出，昆仑惊服，请拜为师，而这位女郎即是乔装的和尚段本善。

　　六朝“唱导”的传教方式，在唐代演变为“俗讲”，所谓俗讲就是以通俗的方式宣讲佛教的义理和佛经故事。宣讲时常常连说带唱，描摹表演，很能吸引观众。道宣《续高僧传》记载宝严和尚登座俗讲时，“案几顾望，未及吐言，掷物云崩，须臾坐没。”“士女观听，掷钱如雨。”从这史料中，足以看到俗讲的号召力。韩愈诗中“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呗螺闹宫庭”，生动地描绘了唐代佛乐的繁盛景况。

　　佛教到了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佛乐的衰微定型期。与印度，西域等地的文化交流大大减少，佛教的发展开始走下坡路，佛教本身没落，佛教音乐也呈现出保守和维持局面的状况。

　　唐代时的“俗讲”等讲唱文学是对庶民百姓的佛教思想普及和启蒙教育，那时的庶民百姓是作为旁观者的身份参与这些活动。到了宋代以后，百姓则直接参加佛事活动，很多寺院对百姓开，并与百姓共同从事佛活动。

　　佛教音乐到宋以后，逐渐与民间调合流，并且普遍为各寺院采用。如民间曲调《挂金锁》、《望江南》、《柳含烟》、《山坡羊》、《浪淘沙》、《阿弥陀赞》、《虔诚献香花》、《回向偈》等佛曲演唱，并且延续至今。流传于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成都文殊院以及福建、江浙一带的寺院佛曲，都是承袭自元明以来的这些曲调。由于地方不同，各寺院的唱法又存在着不同差异。

　　宋元以后，佛教音乐因市民阶层的出现而日趋通俗化并从多方面影响了中国说唱音乐及器乐演奏的发展。从现存宋词和元曲的词、曲牌中，均可见到佛教影响的深刻遗痕，如词牌《菩萨蛮》、曲牌《双调五供养》等，甚至在文人士大夫的七弦琴音乐中，也出现了《普庵咒》这样的曲目。吴曾《能改斋漫录》说：“京师僧念《梁州》、《八相太常引》、《三皈依》、《柳含烟》等，号唐赞。而南方释子作《渔父》、《拨棹子》、《渔家傲》、《千秋岁》唱道之辞”，从中可窥见宋代佛教徒吸收民间音乐甚至道教音乐以丰富自身的情景。继唐代俗讲而起的宝卷，在宋时盛极一时并一直绵延到明清，影响了近世多种戏曲及曲艺音乐。如《金瓶梅》七十四回“吴月娘听宣王氏卷”中便记载了比丘尼在市民家中宣讲宝卷的详情，其所唱除偈、诵、讲之外，还有《一封书》、《楚江秋》、《山坡羊》、《皂罗袍》等时曲，可视为明代佛曲深入民间、成为市民音乐生活重要内容的生动例证。元代，曾一度失传的“瑜伽施食焰口”随密宗的复兴而再度流传，经后世的增益演变而逐渐形成今世尚存的一套融赞、偈、咒、器乐、手印等多种艺术形式为一炉，带有一定情节性的佛乐套曲。

　　明清之际，佛曲愈发通俗化并日益深入民间，许多佛曲用民间曲调演唱，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五年（1418）颁布御制《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五十卷，通令全国佛教徒习唱，其中大部分曲调为当时流行之南北曲，如《感天人》之曲即《小梁州》、《成就意》之曲即《好事近》等。只惜此书有词无谱，且未能流传。从明清到近代，佛教音乐与唐宋时相比，从整体上看是日趋衰微了，但另一方面，在这种衰微的同时，由于佛教音乐的影响，民间音乐（尤其是民间器乐和说唱音乐）却日趋繁荣。因此，佛教音乐衰微的过程，也可以视为一个与民间音乐进一步融合的过程。

　　研究过佛教音乐的历史，让我们再关注一下佛教音乐在当代的发展。在当代，佛教的音乐事业在台湾地区取得了惊人的成效。早在1961年台湾的星云大师就领导了宜兰青年歌咏队灌制了全台湾第一组佛教唱片。

　　2003年台湾的佛光山主办了第一届‘人间音缘星云大师佛教歌曲发表会’，受到了热烈的回响，写下音乐弘法的新史页。翌年再度举办了一次，规模比第一次更加宏大。总共收到了来自全球五大洲两千余名作曲家创作的作品，从中选中九十八首入围歌曲，连续六天在台北孙中山纪念馆进行参赛展演。演出者有来自美国、加拿大、巴西、南非、瑞典、德国、英国、法国、葡萄牙、澳洲、台湾、香港、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十八个国家二十一个地区的代表分别用了十六种语言诠释佛曲，仅表演人士就超过五百人。

　　2004年10月，在中国南岳衡山举行了《“盛世梵呗,妙音禅韵”——中国南岳衡山大型佛教音乐会》。两岸三地联手打造的国内首次大型广场佛乐演出。中国六大名寺组成豪华佛乐团，涵盖汉传、南传、藏传三大佛教流派音乐精华；音乐会上巨星云集,港台娱乐圈居士曾志伟、歌手黄安、“梵音小天后”黄思婷等纷纷献艺。

　　2006年4月24日， “碧海、明月、慈悲心”——2006中国南山大型心灵音乐晚会暨南山海上观音开光周年庆典，在中国海南三亚市举办，晚会邀请了中国南岳佛乐团、中国大相国寺佛乐团、港台着名歌手齐豫、黄思婷、世界级的钢琴大师孔祥东,共同打造三亚南山海上观音心灵音乐会的空前盛况。

　　佛事音乐的种类：

　　1．朝暮课诵：　　每天早、晚两次，其形式与程序基本相同，内容各异。

　　早课的内容与程序为：诵《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心经》（每月初一、十五之前加唱《宝鼎赞》）、唱《回向赞》《赞佛偈》、绕念佛号、唱《发愿偈》、三皈依、诵《大吉祥天女咒》、唱《韦驮赞》。

　　晚课的内容和程序为：诵《阿弥陀经》（或《大忏悔文》）、蒙山施食、唱《回向偈》、《赞佛偈》、绕念佛号、唱《发愿偈》、三皈依、唱《伽蓝赞》。

　　2．祝圣佛事：　　这类佛事主要是佛菩萨圣诞的庆祝活动，包括佛的诞生日、出家日、成道日、涅槃日，菩萨的诞生日、出家日、成道日，及祖师圆寂纪念日等。如每年夏历四月初八日为“浴佛节”，即为纪念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诞生。据佛经记载，此日佛陀“生时龙喷香雨浴佛身”，因此后来佛教四众弟子在纪念佛陀诞辰时亦以各种香水灌洗佛像。

　　浴佛仪式的程序分为八项：

　　（1）集合僧众；

　　（2）迎请佛像；（以上两项没有唱念，只有礼拜。）

　　（3）将佛像请回，唱《稽首皈依大觉尊》；

　　（4）将佛像安置于佛座，然后以香水灌沐，唱《沐浴真言》、《释迦大赞》；

　　（5）主法者敬致诵词；

　　（6）祝圣绕佛，唱《佛宝赞》、《赞佛偈》；

　　（7）回向皈依，唱《回向偈》、三皈依；

　　（8）圆满礼佛，唱《浴佛功德殊胜行》。

　　佛菩萨圣诞祝仪的格式、程序基本相同，只是所用“赞”有“六句赞”和“八句赞”的区别，而曲调则完全相同。

　　以释迎牟尼圣诞祝仪为例：（1）唱“香赞”，即《戒定真香》；

　　（2）念诵，包括“南无楞严会上佛菩萨”（三遍）、《楞严咒》、《心经》，唱“摩诃般若波罗密多”（三遍）；

　　（3）唱赞偈，有《佛宝赞》、《赞佛偈》；

　　（4）绕念佛号；

　　（5）拜愿；

　　（6）三皈依。

　　3．普济佛事：　　这类佛事是为现前之人忏悔业障、植福延龄，或为超荐先亡、救拔恶道众生而举行的。

　　（1）随课普佛：随早晚课诵加入赞偈、拜愿、宣疏文等，分延生普佛和往生普佛两种，此略。

　　（2）忏法：忏法有多种，如“净土忏”、“梁皇忏”、“千佛忏”等，此略。

　　（3）瑜伽焰口：简称“焰口”。通常用于超度亡灵，历时约四至六小时。程序为招请、结界、施食、施水、超度等项。以口中诵赞、偈、经文及密咒，心存观想并辅以手印，身口意三业加持。

　　（4）水陆法会：全称“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盛会”，简称“水陆”。是为超度普济水中、陆上一切鬼魂的大型法会，是各种佛事中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佛事，少则七天，多则四十九天，参加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百人、千人以上。设有内、外各种坛场，主要有诵经、礼忏、施食施水追荐亡灵等。水陆法会中大约有上百首曲调，有大量的散套曲牌。

　　1．佛教器乐：　　传统佛教器乐有南北流之分，各有不同特点。首先是乐器编制，北方的编制主要有鼓吹三大件笙、管、笛，以及云锣、鼓、铪子、木鱼、铛、铙、钹，南方编制在北方的基础上加箫、琵琶、弦子、胡琴，因此，北方称“吹打”或“鼓吹”，南方称“丝竹”。近代以来，较着名的寺院器乐有五台山的“鼓房”吹打乐和北京的寺院管乐，江南的“十番鼓”和“十番锣鼓”等。

　　2．佛教声乐：　　佛教声乐可分为梵呗、偈、咒、礼忏歌曲、诵经音乐和应赴音乐。

　　（1）梵呗：指一切梵音歌唱，主要有赞、祝延等。其中赞用于赞颂佛、法、僧三宝，体载分大赞、小赞。大赞有八句和十句之分，小赞只有一种体载的曲调，叫“六句赞。”而祝延（“祝延”本为吉庆辞语，意思是消灾吉祥、祝福延寿，后来以此命为梵呗名称。）仅有四首词曲，世称“四大祝延”，即《唵嘛呢叭咪吽》、《唵捺摩巴葛瓦帝》、《唵阿穆伽》、《皇帝万岁万万岁》《戒定真香》、《佛宝赞》、《杨枝净水》。

　　（2）偈：梵文唱词，指《回向偈》之类的唱品。“回向”是功德圆满，回向众生之意。《回向偈》有五字体和七字体之分，有八句复唱，也有四句复唱。一般四句或八句（也有更多句数的），每句字数相等。有四、五、六、七、八、九言，常用偈的言数一般为四、五、六、七言，类似我国古体诗。偈是佛事中重要的唱诵体载，其作用是对前面唱念内容的进一步阐发、补充和总结。按题材分有赞佛偈、发愿偈、警众偈、回向偈等。

　　（3）咒：即咒文，梵音转读，可意会而不可解。分有韵咒和无韵咒。无韵咒节奏急起，木鱼单点伴击；有韵咒缓唱，通常用磬、铃、铛等乐器伴奏

　　（4）礼忏唱诵：即礼拜忏悔中的，主要用于圣诞祝仪、课诵普佛、忏法等佛事，最常见的有：《拜愿》和《三皈依》。

　　（5）诵经：指唱诵经文、密咒的曲调。其中密咒有《华严字母》、《普庵咒》和《音乐咒》等。

　　经典佛乐

　　梵唱大悲咒

　　梵唱心经

　　心是莲花

　　嗡嘛呢啤咪吽啥(鬼魅魍魉版）　　纯净.

　　风雪禅音.　　秋夜.

　　西湖　　幽居

　　早秋.　　准提咒歌曲.

　　不放逸.　　禅定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