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左自有管夷吾江左事业，繁华落尽，尔来一千六百余年。读史到此，长令人唏嘘不已。每过金陵，见山川形胜不改，龙蟠虎踞依旧，而英雄凋落，红颜湮尘，不由得仰天长啸——十丈软红里，新繁华毕竟掩不住旧悲凉。

    夫子庙前秦淮河，河上漂满了文明的垃圾，嘈杂喧嚷中，无复旧时文气。摩肩接踵中，淡忘了昔时忧伤，即便是长夜中霄，恐怕怨鬼们也不敢来寻旧时足迹了。

    秦淮河上有古桥，夕阳野草燕归来，偶有被人漏踩的小花冒出头，看看这个陌生的世界。漫步走过对岸，才知道此乃“王谢故里”，幽深的巷子就是所谓的“乌衣巷”。当然，“王谢故里”的牌子下面，理所当然的是门票的价格，但生意也并不见得好。

    回头看来，青苔下原是写着“朱雀桥”。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明月荡漾在秦淮的碎波中，看完了王谢钟鸣鼎食，看完了高门大姓，一朝夷灭。

    造化为炉，阴阳为工，万物为铜，圣人猪狗，终究同归尘土。

    唯有明月青山，看他起高楼，看他宴宾客，看他楼倒了。

    话说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大江以南一时纷纷扰扰，虽有天堑，竟不知谁人能守，又为谁守？

    司马睿号称监国，但是这“国”乃是东吴孙氏之国，实在不知道从何“监”起。司马睿当时的条件，比赵构、弘光都要差得多，他不但没有力量，甚至都没有合法的统治权。

    这个所谓的“晋”政权，一脸的倒霉样，随时可能灰飞烟灭，远远看不出来能有后来的辉煌。

    司马睿对东吴的遗民们，是诚惶诚恐的，一次竟对东吴大族顾荣说漏了嘴：“寄人国土，心常怀惭。”因为这片国土，本不是司马家的天下。

    此时北方的中原天下大乱，蛮族们正在彼此并吞——最终最强的那个会存活下来，它的下一个目标，理所应当的是江南。事实上，胡马临江，已经不止一次了。

    江南能不能在蛮族的下一轮冲击中幸存？谁也说不上来。

    南渡的衣冠人等，常常到新亭北顾，治酒饮宴，遥想中原，泪涕皆下。

    然而有一个人不哭，这就是王导。只有他愀然变色道：“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

    后世所谓“王谢”，王就是王导，谢就是谢安——正是他们俩奠定了南朝的基业，一提到南朝，就不能不说到“王谢”。

    一千多年过去了，谢安还有个肥水之战，常常被人想起。王导却早已被众人遗忘，其实他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历史并不总是那么公平。

    王导一辈子的事业，没有什么能让人特别记得起的大事，所以他很容易被人遗忘。但如果中国没有了他那样的人，也许中国也走不到今天了。

    如果说谢安是红花，那么王导就是绿叶——他一辈子都在当绿叶，死了也变作花底的肥料。没有他的努力，就没有东晋存在和富强，也就不会有桓温、刘裕们的舞台了。如果胡马南渡，江南后世的繁华，也就难说得很。

    陈寅恪先生是这样评价王导的：“在东晋的建立与稳定上，最有功绩的人物是王导，他的功绩就在笼络吴人，协调南北各阶级特别是南北士族在南方的利益，以坚定地支持东晋对付北方胡族统治者的进攻，进而克复神州。”

    正当别人在历史的舞台上张扬个性的时候，王导在被士族们痛骂。

    《世说新语》道：“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结援吴人，请婚陆太尉。”可是陆玩并不领情，来了句“培娄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王导吃了闭门羹，换个人就给陆玩好看了，可老王却没有。

    刘真长去见王导，出来人家问他老王如何，这小子来一句：“唯闻作吴语耳。”后面作注解的还生怕大家看不懂，引《语林》道：“真长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吴语及细唾也。”把王导说得非常不堪。

    王导请客，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人人有悦色。只有临海任客和几个胡人未洽。“公因还过任边云：‘公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悦。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群胡同笑，四座并欢。”

    吴语为当时北人和江东士人共同羞用的方言，为了笼络吴人，王导不惜屈尊，是费尽了心力。

    如果照今天的粪青们看，王导你，就是自己找骂！

    可是，他为什么？为他自己吗？

    天下最难，是忍辱负重，天下最易，是冲冠一怒。

    象王敦那样，动辄内讧，左良玉辈也能为之，一时意气是发泄完了，个人恩怨是一笔勾销了，天下也就毁灭了。

    当时光划过历史的夜空，大明朝的最后一缕夕照又落到石头城上的时候，朱雀桥边已经是漫野荒草，只有桥头那边，还住着个李香君。

    史可法但求令名，马士英唯图财富，阮大钺快意恩仇，小福王只爱美人。

    诸人求仁得仁，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却没有一个人为江山存念。

    小老百姓不问江山姓氏，只关心自己的发型——到这个时候，他们也只好自求多福了，在要脑袋还是要方巾的两难中去挑选一样。

    所以顾炎武想通了之后，喊出了那句让人振聋发聩的口号：“天下兴亡，匹夫预其责焉！”

    可是无论是吴三桂、钱谦益还是事不关己的小老百姓们，他们都后悔得太迟了。

    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雨翻云变。

    迟来的后悔又有什么用？当事人们只好穿着异族的衣裳，拖着异族的辫子，在苦闷中苦熬三百年了——即便是这样的三百年，还是没能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匹夫有责”。三百年后，我们照样自己揍自己，差一点又把江山送给了狄夷。

    回想一千六百年前的王导，晚年他说了一句：“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在他遥远的身后，在这么个寂寥的下午，我正在思念他，中国并不差英雄，差的是能够在身后默默成就英雄的人。

    这才是有大智慧的人，这才是中华民族不朽的脊梁。然而大智慧也只有大智慧的人才能够理解，所以古往今来，圣贤总是寂寞的。

    引用《晋书*温峤传》来结束这段短文吧：“于时江左草创，纲维未举，峤殊以为忧。及见王导共谈，欢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复何虑！’”

    这大概是当时的人，对他最中肯的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