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伊切克·马斯特尼 │ 文节选自《冷战的历史遗产》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除了让朝鲜半岛陷入分裂以外，也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当时一位着名的美国外交家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如此回忆道，“是朝鲜战争而不是二战使我们成为头号世界军事政治大国”。它促使美国人开始完全从军事角度来规划冷战，正如哲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慨叹，朝鲜战争使得美国“痴迷于军事力量”。在战争的刺激下，美国的军事预算出现了二战以后最大规模的增长，尽管自此以后再未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增长幅度，但在21世纪前，它的军事预算仍将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纵然冷战的结束已经带来了和平的红利。

　　这场战争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也非同小可。早在战争爆发之前，中国新创建的共产主义政权将其安全委托于1950年缔结的中苏联盟，但这是一份不平等的条约，斯大林通过此条约将支持朝鲜军事冒险的主要任务转嫁到毛泽东身上。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在党内其他同志持保留意见的情况下代表整个国家接受了这一任务。与传统的中国与蛮夷邻邦所建立的朝贡体制相比，这一联盟对中国而言显然有离经叛道之嫌，自然也难以持久，而且只要它存续下去，中国的安全利益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受损。

　　中美两国对朝鲜战争的军事干预使得两国的缓和进程推迟了20年之久。另外北京为收回沿海岛屿所进行的军事准备活动也被迫停下来，统一台湾的大业由此搁置。

　　朝鲜战争中中国的介入挽救了朝鲜政权的崩溃。1961年，北京与朝鲜签订了一项共同防卫条约，这使得北京不得不正式肩负起帮助该政权渡过难关的重任，同时也给予了北京在确保该地区安全时施加影响力的砝码。

　　亚洲共产主义国家的行动曾经一度被西方误以为是苏联对欧洲发动军事进攻的前奏，这也使得北约发展出以前所不具备的军事内涵。美国在北约的领导地位以及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也成为常态化。法国极力推动的欧洲防御共同体（the 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本计划在法国的监督下使西德在西方防御体系内重新武装起来，以补充北约的作用，事后看来这也成了欧洲共同安全政策的前身。实际上，该计划几乎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一旦战争恐慌消退法国自己的国民议会就否决了它。真正持续下来的恰恰是这一计划的替代性方案，即作为第一步西德首先加入西欧联盟（West European Union），进而在1955年加入北约。而西欧联盟也为欧洲从老牌的侵略者向模范的“市民力量”转型奠定了基础。

　　北约的迅速扩展刺激了华约随之而来的效仿。苏联领导人想诱使西方国家“弃暗投明”，从而增强自身的军事优势。认识到这一目标难以实现后，华约不得不再次寻找自身的定位，尽管其最终获得了军事的内涵，但从未起到安全的作用，而是被苏联用来加强对其成员国的控制。华约的存在只是用一种军事语言表达了欧洲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而一旦这一对立结束，它的生命也就告以终结。

　　1956年苏联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促进了欧洲一体化的进展，尤其是导致了次年欧洲共同市场的创建，这也构成了欧洲共同体（the European Community）的核心所在。这是继舒曼计划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后的又一举措，舒曼计划通过把欧洲各国的经济连接在一起，使得动员战争所需的资源难以实行，这也是马歇尔计划的补充措施。但是当时，欧洲共同体还仍处于身轻言微的地位，仍然是“安全外交自我否定的象征”，其安全由北约全权负责。正如秘书长保罗-亨利·斯巴克（Paul-Henri Spaak）所言，“根本没有‘欧洲防御’这一说，欧洲必然是个有限的概念”。

　　在欧洲之外对北约的模仿都以失败而告终，如英国在中东所支持的中央条约组织以及美国在东南亚所支持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原因在于前殖民帝国的历史影响以及缺乏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利益，等等。美国最初反对在西半球以及欧洲之外创建联盟，最后却被拽进了亚洲，是因为意识到“我们的亚洲政策事关欧洲的统一，苏联在东方的胜利将会使得欧洲盟国的立场发生动摇”。朝鲜战争的爆发似乎支持了这一认知，但导致亚太地区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联盟形式：以美国为中心的“轴辐”体系。

　　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始于1951年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以及美、澳、新的同盟条约，随后美国又相继与日本、韩国、泰国以及台湾地区签订了形式各异的同盟条约。尽管条约最初的抵抗苏联和中国支持的共产主义侵略的目的很快就站不住脚了，但该条约体系灵活的形式安排仍然适应了盟国不同的安全需求。在新的形势下，无论苏联是否解体和中国是否崛起，经济因素和地缘因素的考虑都将把美国的战略重心从大西洋带向太平洋。

　　朝鲜战争结束了，但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仍然促进了不结盟运动的发展，这是由新独立的后殖民国家联合起来对华盛顿和莫斯科主导联盟的一种抗议。印度总理尼赫鲁首先发起了这一运动以满足这些国家的安全需求，这“并不是中立主义或被动的应对，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建设性的政策目标，致力于寻求集体和平，唯此才能达到集体安全”。1955年在印尼召开的不结盟运动创建大会上所颁布的“万隆禁令”禁止“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

　　实际上，不结盟运动倾向于苏联一方，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最初觉得与苏联的经济模式更加情投意合，但是不结盟运动从未被统一成一种连贯的安全政策。印度和中国1954年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或“潘查希拉原则”，在两国都被提升为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但并没有阻止双方1962年的边界战争。那场战争不仅留下了互不信任的阴影，而且边界争端至今依然存在。

　　1964年不结盟运动在开罗召开第二次峰会时达到了高潮，而新成立的非洲统一组织也刚刚在此聚集。非洲统一组织逐渐发展为非洲联盟，成长为非洲自身的地区组织，并承担其自身的安全重任。而与此同时，不结盟运动在超级大国的竞争逐渐退却后失去了自身的合理性。不结盟运动名义上仍存在，拥有多达120个成员国，但2005年领导人再次在万隆聚首庆祝成立50周年时，所颁布的新亚非战略伙伴关系已无多少实质内容可言。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企图重新发掘与亚洲国家联合团结的精神遗产。早在1962年，毛泽东曾提出了自身的不结盟运动版本“中间地带说”。斯大林死后中国摆脱了苏联的控制，毛泽东开始在意识形态上挑战赫鲁晓夫，并最终导致中苏同盟的解散。毛泽东认为中国领导着处于美“帝国主义国家”和苏“修正主义国家”之间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这场斗争与中国的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为了与苏联支持的不结盟运动相抗衡，中国扩大了对亚非人民团结组织（Afro-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organization）的支持，这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另一遗产。

　　1965年北京本打算与印尼联合筹备第二次的“万隆会议”，但因东道国阿尔及利亚政局突变而搁浅，在内部两大集团的矛盾分歧下，万隆会议被无限期推迟。随之，印尼内部军方发动政变，并指控共产党分子外结中国图谋推翻政府，中国也因此失去了印尼这一坚定盟友。

　　截止到20世纪60年代末，第三世界的革命热情逐渐冷却，军事政权大行其道，中国的外交姿态也让其陷入孤立境地，阿尔巴尼亚成为其仅有的盟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将中国而不是对方视为最大威胁，在此形势下，毛泽东看到了准备“两场战争”的必要性。中苏边界的形势不断恶化，并最终使得两个原同盟国在1969年几乎兵戎相见，苏联还发出了核打击的暗示。在十一国庆节前夕，中国军队保持了高度戒备的状态，高层领导人基于安全原因都被疏散出北京。

　　此时中国的外部安全已经降到了最低点，而同时内部自我摧毁性的“文化大革命”也达到了一个高潮。

　　这一经历给中国人留下了关于集体不安全的痛苦记忆，在未来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和执政的共产党可能会因此更为团结，也可能会分崩离析。然而，中国当时的苦难与正在加剧的军备竞赛比较就相形见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