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以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身份步入中国政治舞台的。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以后的最初6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曾对中国革命、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出过重要贡献。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犯了右倾错误，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撤销了总书记职务。1929年被开除出党，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抗战爆发后被释放。此后，他历尽坎坷，辗转漂泊到了四川。他的晚年凄风苦雨，令人感慨，却给人们以种种启示。

　　四处辗转1938年8月3日下午，一艘小客轮在江津靠岸了。

　　一块接一块的木跳板上，颤悠悠地蠕动着一条长龙似的人流。裹挟在人流中的陈独秀，穿一件白布衬衣，一条阴丹士林蓝布长裤，烈日炎炎，他用一把蒲扇斜遮在头顶上。这位年近六旬且患有高血压病的老者，经过小客轮上五六个小时的颠簸，早已疲惫不堪，尽管身边有年轻的妻子潘兰珍搀扶着，但他的脚步已经明显有些蹒跚了。

　　无情的岁月，使这位昔日的斗士略显龙钟老态。他头上已略略谢顶，短发里黑白相间，一张白净的长方脸上，添了皱纹，高了颧骨。唯有他那扬起的剑眉，紧抿的嘴角，深邃的目光和挺直的鼻梁，仍透出一股锐气和倔劲儿。

　　一年前，抗日战争爆发。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强烈要求下，经过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有力斗争，蒋介石释放了一大批政治犯。8月23日中午，面色苍白的陈独秀带着一丝矜持的微笑，神态自若地步出国民党南京模范监狱的大门，结束了他第5次被捕近5年的铁窗生活。

　　陈独秀出狱时，曾想去延安，他托人转告中共驻南京的代表，说明自己已脱离托派组织。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拥护，并表示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他还亲自写了一封信，并起草了抗日的七条纲领，托人转给中共中央。据捎信人罗汉告诉陈独秀，博古看了陈独秀的信后曾表示，陈的纲领与党中央所确定的抗日路线并无大的分歧。林伯渠、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对陈独秀的回归亦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王明、康生等人的干扰下，陈的愿望最终落空了。上海的托派组织知道陈独秀出狱后，数次邀请他回沪主事，重整旗鼓，却被他严词拒绝。至于对国民党当权者抛过来的高官厚禄的诱饵，陈独秀更是不屑一顾。

　　出狱的当天，陈独秀拒绝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优等房间”的殷勤“招待”，而住进当年北大学生傅斯年家中。不久，傅家住宅遭到日机的轰炸，陈独秀又寄居到另一位北大学生陈钟凡家。

　　一个月后，国民政府搬迁武汉，陈独秀亦随之住到武昌一老友家中。怎料武昌公安局长蔡孟坚常来“光顾”，假以嘘寒问暖实则盘查诘问，弄得陈独秀非常厌烦和憎恶，遂迁汉口德润里暂住。

　　由于战局恶化，国民政府又从武汉搬到重庆，陈独秀又来到“陪都”，寄住在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的办事处，后又改住到上石板街的川原公司主任黄氏家中。

　　不断的迁徙、漂泊，使携带着家室、拖着病躯的陈独秀几乎喘不过气来。山城的酷暑高温，日本飞机的频繁空袭，以及多如蚊蝇的特务，更使陈独秀难以安宁。在客居江津的友人邓仲纯一再邀请和催促下，陈独秀只好抱着“住住看”的心情，与妻子再一次踏上了旅途。

　　到达江津后，陈独秀走下跳板，便嘱咐脚夫把行李暂置路旁，他抬眼张望起来。灼人的阳光，使得陈独秀头昏眼花。等着等着，一团火气不由从心底冒了出来，他自言自语地说：“见鬼，仲纯怎么连个影子也不见？不是说好来接船么？”

　　“邓先生，他……”着一身半旧花缎旗袍的潘兰珍欲言又止。在她的圆脸上，已经沁出一层细细的汗珠。

　　“仲纯不会无故失约的。我们就按图索骥去找吧，好在知道他的住址。”瞧着小他20多岁的妻子那副沮丧的模样，陈独秀不由松下拉长的脸，轻言安慰着潘兰珍。

　　在陈独秀的心目中，邓仲纯那副眼镜后的双目，永远流溢着真诚。他是清代着名书法家邓石如的重孙，作为安徽同乡，曾与陈独秀一道留学日本，尔后，又一道回国参加过革命。

　　陈独秀夫妇边走边问，好不容易才找到江津城关的黄荆街83号，这儿是邓仲纯开设的延年医院。

　　进到会客厅，一名护士打扮的中年女人，先是忙不迭地打洗脸水、让座、沏茶，然后急匆匆地跑去禀告邓太太。从护士口中，陈独秀方知邓仲纯“失约”系临时有急诊外出了，心中的一股火气一下子消了。想到总算寻得了一个可靠的归宿，即将与阔别多年的老友相聚，一丝笑意浮现在陈独秀的嘴角。

　　又过了好一阵，那位护士面带尴尬磨蹭着踱进屋，讷讷地告诉客人说：“哎呀！陈先生，邓太太说她身体不舒服，不便会客……”

　　“不会客！”陈独秀一时愕然，睁大双眼，好半晌开不得腔。

　　“大姐，你没说，我们是邓先生邀、邀来的吗？”潘兰珍窘了，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的，连声音也小得听不清楚。

　　“唉，邓太太说，她这儿房子紧，请你们另外想想法子……唉，陈先生、陈太太，你们看啷个办喔？我们邓太太的脾气，你们恐怕是不知道的……”

　　听了护士的几句话，陈独秀真好像置身冰窟再被一瓢冷水从头淋下。潘兰珍紧紧地咬着下嘴唇，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邓太太一直是将陈独秀当作“危险分子”避而远之的。早在1919年6月，那天，当陈独秀在北京一家屋顶花园向下抛撒传单被埋伏的一群密探抓捕时，楼下的邓仲纯仍在台球场内旁若无人地把传单一张一张地挨次放到茶桌上。要不是被押下楼的陈独秀有意大呼大嚷，以暗号通知，那天的邓仲纯当然也成了军警捕获的又一个“猎物”。得知此事，受惊不小的邓太太常在丈夫面前喋喋不休，煞是抱怨。

　　两年后的一天，陈独秀领着一个陌生人，极其神秘地住进邓仲纯家中。此事因邓仲纯一再打招呼，除保证招待好两位客人的住宿外，还得千方百计确保他俩的安全，弄得邓太太整天提心吊胆，好生不快。后来她才知道，那个陌生人叫瞿秋白，他和陈独秀是一道去苏联的……邓太太对这些旧事总是耿耿于怀，心有余悸。今日正巧她家先生外出，邓太太心一横，便赏了来客一个闭门羹。

　　“好，好！我们走。我宁可暴尸街头，也不愿寄邓太太篱下！”陈独秀临走时忿忿然地嘟哝了一句，他的脸色也由绯红转到铁青。

　　陈独秀不再顾及小客栈的简陋和肮脏，在那儿租下了一间单房。4天后，经过另一位同乡方孝远的介绍，陈独秀夫妇住进了东门郭家公馆的一间屋子。

　　稍事安歇后，陈独秀即给避乱赴渝的三子陈松年发去一信。陈独秀在给儿子的信中，不无感慨地略述了江津的这一段遭遇：“……三日抵此，不但用具全无，屋也没有了。方太太到渝，谅已告诉了你们，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到重庆矣。倘非孝远先生招待（仲纯之妻简直闭门谢客），即有行李之累，亦不得不回重庆也。幸房东见余进退两难，前日始挪出楼房一间聊以安身，总比住小客栈好些，出门之难如此，幸祖母未同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