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戏，曾是古人新春里最受青睐的娱乐方式之一。汉魏时有“百戏”广场演出，唐朝时戒贪反腐的“参军戏”最受欢迎，宋元以后“勾栏”一类商业性演出兴起……而拿智障残疾人取笑、含有性别歧视的一类“非雅戏”，古代也曾被禁……汉代兴起大型广场演出活动《汉书》：“三年春，作角觝戏，三百里内皆观”

　　在古代，人们想看戏其实并不那么困难，有钱的可以家庭包场，即所谓“殿庭演出”，或“厅堂演出”，后到明清时发展成为“堂会”。普通人可以“蹭戏”，或是看免费的“广场演出”、“街头表演”等等。

　　汉魏时最为流行的“百戏”表演就是一种广场演出，“百戏”是魏晋以后的叫法，在汉代通称“角觝戏”，魔术（幻术）、歌舞、摔跤（角觝）、走索、杂剧、皮影等多种表演同场亮相、次第上演，十分热闹。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新春，汉武帝刘彻在长安未央宫搞了一场大型广场演出活动，这是一次开放性演出，虽是皇家组织，但老百姓也可以围观，京城周边三百里方圆内的人都赶来看热闹，此即《汉书·武帝纪》中的所谓：“三年春，作角觝戏，三百里内皆观。”元封六年夏，刘彻又举行了一场广场演出，同样盛大：“京师民观角觝于上林平乐馆。”

　　汉代广场演出到底热闹到啥程度？张衡《西京赋》中有这样的描述：“临迥望之广场，程角觝之妙戏。乌获扛鼎，都卢寻撞。冲狭鷰濯，胸突铦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

　　隋唐时，广场演出规模更为宏大。隋朝宫廷每年新春都会组织一场大型演出，《隋书·音乐志》记载：“每岁正月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演出场地竟绵延八里长，两边搭有看棚。时诗人薛道衡在《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中描写道：“京洛重新年，复属月轮圆。云间璧独转，空里镜孤悬。万方皆集会，百戏尽来前。临衢车不绝，夹道阁相连……”

　　古代大型广场演出基本都是公益演出，意在“普天同庆”、“官民同乐”，隋唐时仍继承了这种演出模式，全都是开放型的，方便百姓看戏。《隋书·裴矩传》记载，当时皇家广场演出：“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阁而纵观。”

　　唐代“戒贪戏”最受青睐《乐府杂录》：参军戏“命优伶戏弄辱之”

　　汉魏时的“百戏”其实并非真正的戏剧，而是一种综合性广场演出。但百戏孕育出了中国戏曲，百戏表演时的保留节目《东海黄公》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大戏之一。

　　黄公是神话人物。东晋葛洪《西京杂记》记载：“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御蛇虎……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之。术既不行，乃为虎所杀。”民间据此编成戏剧进行演出，后宫廷将之改编为角觝戏。

　　总体说来，古人比较欢迎针砭时弊、惩治贪赃枉法题材的戏剧。如以“惩贪”为主题的参军戏，尤其令人喜闻乐见。《太平御览·乐部七》“优倡”条引《赵书》，十六国时，后赵皇帝石勒手下有一名叫周延的参军，在馆陶县令任上贪污了几百匹黄绢被查，为惩戒警示，石勒让俳优在宴会上以此事为题材，经常表演，以讥讽嘲弄这名参军，“参军戏”由此传开。

　　据唐段安节考证，参军戏早在东汉时已出现，贪赃者也非“参军”，而是“县令”。据《乐府杂录》“俳优”条，馆陶令石躭（dān）贪赃，汉和帝刘肇惜才，未治其罪，但“每宴乐，即令衣白夹衫，命优伶戏弄辱之，经年乃放”。

　　参军戏的流行，除了题材“接地气”外，与情节明了、演法简单也有关系：表演时只需两名演员，一个戴着幞头、穿着绿衣服，叫做“参军”；另一个演员头扎髽（zhuā）角，身着敝衣，俗称“苍鹘”。在表演中，参军与苍鹘插科打诨，一逗一捧，十分有趣。

　　一直到了杂剧兴起的元朝，参军戏才让位于其他剧种。虽然元以后参军戏不再流行，但以戒贪为题材的“反腐戏”仍然盛行。

　　除了参军戏，欣赏性更高的“歌舞类”戏曲也广受欢迎。以唐朝来说，最着名歌舞类戏曲有《兰陵王》、《钵头》、《苏中郎》等。《苏中郎》又名《踏摇娘》，反映在终日酗酒的苏中郎的“家暴”之下，妻子的哀怨和痛苦，在古代女性观众中很有人气。

　　宋代出现商业演出场所“瓦舍”

　　《庄家不识勾栏》：“要了二百钱放过咱”

　　自宋朝起，由于有了商业性演出，人们看戏更加方便了。

　　宋朝商业性演出已有固定的场所，叫“瓦舍”，瓦舍里有专门的剧场“勾栏”，一座瓦舍可设多处勾栏。勾栏演出兴起于北宋，而盛于南宋、元朝，流行于各地城市。

　　为了吸引观众，演出前会张贴“招子”，亦即早期的宣传海报。那么，到勾栏看场演出要花多少钱？勾栏演出一般有两种收费方式，一种是进场时收，“付钱入场”，只收一次；一种是进场后收，“坐定讨赏”，可讨多次。

　　元文人杜仁杰小令《庄家不识勾栏》中，提到了看戏的花费。有一个农民进城，看到“花碌碌纸榜”，即演出招子，就跟着大伙进去。到勾栏门口，“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个木坡，见层层叠叠团圆坐。”

　　花二百钱看场戏在当时来说并不少，但也不算太贵，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东角楼街巷”条，北宋汴京一处最大的勾栏可“容数千人”，如以每人二百钱来算，一场下来就是几十万钱，演出收入相当可观。

　　勾栏是正规演出场所，前来看戏的一般都是手里有点钱的。《都城纪胜》称，勾栏是“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地”。穷人则大多在勾栏外看“路岐人”表演。路岐人就是街头流浪艺人，演出方式是“撂地为场”，俗称“打野呵”，又叫“打夜胡”。南宋周密《武林旧事》“瓦子勾栏”条称，“或有路岐，不入勾栏，只在耍闹宽阔之处。”

　　路岐人演出十分廉价，南宋周南《山房集》“刘先生传”条记载：街头艺人“自一钱以上皆取焉，而独不能鉴空。”

　　历代均禁演低俗的“非雅戏”

　　《旧唐书》：武则天“请禁天下妇女为俳优之戏”

　　明清时，农村看戏也方便了，有条件的村庄都建有戏台，逢年过节时请戏班子来“唱大戏”。古代同样抵制低俗的表演，比如拿智障残疾人取笑、含有性别歧视、涉低俗淫秽的一类戏，古人称之为“非雅戏”，虽然笑点多，演出效果好，不少观众爱看，但历代均被列为“禁戏”。

　　《魏书·前废帝纪》记载，公元531年夏四月，前废帝元恭前往华林园都亭“燕射”，太乐上奏的歌舞杂技艺人中，有的装愚卖傻，“帝以非雅戏，诏罢之。”

　　甚至男扮女、女串男这类在现代舞台上很正常的角色互动也常被禁演。如隋朝时，臣僚柳彧曾就每年正月大型广场演出中“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等现象上书隋文帝，奏请禁绝之：“道路不同，男女有别，防其邪僻，纳诸轨度。”

　　据《旧唐书·高宗本纪上》，唐高宗李治主政时，皇后武则天也曾“请禁天下妇女为俳优之戏，诏从之”，禁以女扮男妆。

　　古代有损圣人形象的戏剧也属禁演之列。《旧唐书·文宗本纪下》记载，大和六年（公元832年）二月，唐文宗李昂在麟德殿“宴群臣”，演出中“杂戏人弄孔子”，李昂看了很生气，当即将演员赶了出去，称“孔子，古今之师，安得侮渎。”

　　宋朝以后，开始从法律层面限制低俗、淫秽表演，严禁诋毁王权、忠臣、圣贤、烈士等。元朝对违规行为还要严惩，据《元史·刑法志》，“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

　　明清两朝对戏剧演出的限制更为具体。据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国初榜文”条，明成祖朱棣在位时曾有禁令，“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其他“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等都不能演出，传诵、印卖、收藏都不行，如有敢收藏的，都要杀全家！清嘉庆年间，连“好勇斗狠”的戏也不能演，“以盗劫为英雄”的各种杂剧均被查禁。

　　当然，古代还有些禁令在今天看来十分荒唐，如《西厢记》、《牡丹亭》这类传统爱情戏，明清时曾被视为“诲淫”而屡遭禁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