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殊（1911年3月29日－1987年11月26日），本名袁学易，化名曾达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上海文界、政界，身兼中共、中统、军统、日伪、青红帮五重身份；特工身份活动期间，曾提供德、苏开战部署及日军二战期间的准确战略情报；1945年10月秘密转移到苏北解放区；1949年，被李克农调到中央情报部门，负责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1955年，因“潘汉年案”牵连，判刑12年，1967年期满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又再度被押8年；1975年5月，出狱后又被送农场进行劳动改造；1982年平反，1987年11月26日病逝于北京；着有《袁殊文集》。

　　人物简介：袁殊（1911～1987），原名袁学易、学艺，又名军光，化名曾达斋。笔名碧泉。着有《袁殊文集》。是电视剧《记忆之城》中朱今墨的原型。

　　出生于湖北蕲春蕲州镇。8岁来沪。父亲袁晓岚是老同盟会员，后任职于国民党。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袁学易改名袁殊。

　　民国17年（1928年）赴日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大学攻读新闻学与东洋史。民国20年（1931年）3月16日至翌年6月20日，在沪创办并主编《文艺新闻》周刊，最早发表左联五烈士被害的消息，并刊出中国新闻学研究会主编的《集纳》专刊。《文艺新闻》即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民国21年（1932年）下半年到新声通讯社当记者，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25年（1936年）担任外论编译社副社长。翌年参与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创办活动，被推选为总干事。在“孤岛”时期，他受党的委托，创办《译报》，打开局面后交梅益接办；还与美籍犹太人伊罗生合办《中国评论》，并担任《华美晚报》记者。日军进入租界后，受党的派遣，利用社会关系打入敌伪内部，以办《新中国报》和担任伪职为掩护，从事情报的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渡江北上到达解放区，先后在苏北、山东、东北等地从事党的工作。后一度到香港工作。民国37年（1948年）在大连办《海燕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留在北京工作，为《世界知识》撰稿人。1955年因“潘扬事件”与潘汉年、扬帆同时被捕入狱。1982年正式平反。

　　1987年11月26日在北京病逝，死后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人物生平：早年经历1911年4月，袁殊（袁学易）诞生在湖北蕲春一户没落的官宦人家。秀才出身的父亲袁晓岚精于算学，热衷排满运动，年轻时即为同盟会会员，为革命活动几乎倾尽家资。母亲贾仁慧出身于前清盐官巨贾之家，夫家没落之后，她曾带着学易、学礼兄弟两人依靠娘家资助及典当家什生活。贾氏父母去世之后，贾氏带着兄弟两人前往上海投奔夫君，时任国民党驻沪机关要职的袁晓岚却因与学生姘居而冷落贾氏母子。贾氏母子三人遂在上海浦东以教棚户区工人认字为生，兄弟俩曾当街卖过大饼油条，擦鞋擦老虎灶。袁学易的童年生活甚为贫苦艰辛。

　　袁晓岚没有在经济上资助贾氏母子，却仍然关心着儿子们的成长。他托友人将学易介绍进上海立达学院，免费入读。在读书的这几年中，袁学易加入“黑色青年”团体，主张建立“无命令、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社会”。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年仅14岁的袁学易参加了罢工、罢市、罢课大游行，改名袁殊。

　　1927年，袁殊参加北伐军，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18师政治部连指导员，受到袁晓岚之友胡抱一（时任国民革命军江南别动军司令）的提携，加入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清党，回到上海。

　　1928年加入狂飙社。

　　1929年留学日本，专攻新闻学，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回国后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参加上海左翼文艺活动。1931年3月16日，在陈望道等人的关怀下，创办《文艺新闻》。其间，袁殊以读者来信询问的形式率先披露了左联五君子遇害的消息。

　　投身革命1931年10月，年仅20岁的袁殊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立即转入了特科，参加中共情报系统的工作，由此逐渐褪去左的色彩，成为灰色人物。

　　按照地下党负责人的指示，1932年春，袁殊经由表兄贾伯涛（黄埔一期生）的介绍，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成功打入中统内部。

　　1933年，袁殊被吴醒亚任命为“干社”情报股股长。后来他由吴醒亚介绍，成为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从而可以利用记者身份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了解与结识许多人并且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成功打入日方情报机构。

　　当时，中日正在谈判，谈的是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这自然成了新闻界的抢手货。由于袁殊有岩井渠道，消息又快又准，这位“涉外”记者立即成了红人，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过了一段时间，岩井便开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这样，他又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自然，是得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批准——成为了“三重间谍”。不久，岩井又安排袁殊到了日本。回国后，袁殊即与冯雪峰联系上。

　　冯雪峰建议他以青帮身份“找杜月笙想想办法”，办起了时事刊行社。

　　与此同时，袁殊还利用自身优势，团结了一批新闻工作者为中共的事业而工作。他运用吴醒亚的关系，陆续成为“新声通讯社”记者、《华美晚报》记者，并主办外文编译社、中国联合新闻社、上海编译社及《杂志》半月刊等，还担任了上海记者公会执行委员等。他同恽逸群等举办的“记者座谈会”与范长江等发起组织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在当时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935年，袁殊因“怪西人案”入狱，中共身份暴露。在审讯中，袁殊旋即叛变自首，使着名电影女演员王莹被捕入狱，夏衍也险些落入敌手，但他除了称自己参加“中统”的内情外其余一概不说。由于从两人口中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再加上顾虑到袁殊与吴醒亚的特殊关系，同时又害怕得罪日本人，国民党便通过法院判了袁殊两年零六个月。袁殊先在南京模范监狱服刑，后又被转入湖北反省院。后通过其父袁晓岚的关系，在各方营救下于翌年春提前出狱（坐牢仅八个月）。出狱后，冯雪峰代表组织决定派他去日本，并告诉他如果中日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就立即回国。袁殊于是在妻子马景星陪同下再次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历史系留学一年，做清水泰次教授的研究生，有时也向避难在那里的郭沫若学甲骨文，同时继续与岩井保持关系，并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情报津贴。

　　1937年4月，为了加强自身的保护色，开拓情报来源，袁殊加入了青洪帮，成为可以和杜月笙、黄金荣平起平坐的“通”字辈师兄弟。

　　情报大王1937年春，正当潘汉年奔波于沪宁杭，参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之际，袁殊也回到了上海。他一面继续和中统吴醒亚保持关系，一面找潘汉年、冯雪峰、夏衍等人联系，但又不知中共对他抱怎样的态度。一次，他将一份有关日本各重要城市状况的机密资料交给了潘汉年，希望借此得到中共的谅解，重新给他一个工作的机会。于是，他带着试探性的口气，对潘汉年说：“我以后的工作该怎么办呢？我现在是一方面和军统吴醒亚有联系，另一方面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也有联系的。”

　　从袁殊的口气中，潘汉年自然清楚他的用意。作为当时国共谈判桌上中共的全权代表，潘汉年审时度势，认为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国共两党合作大势所趋的形势之下，用好袁殊这样的情报人员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他当即表态欢迎袁殊继续与中共合作，并指示他：“你可以用抗日的名义继续和军统保持联系，也可以和日本领事馆应付。但你要准备承受外界对你的误解和抨击。”

　　袁殊就这样又恢复了与中共的情报关系。后来，潘汉年回延安时，即将袁殊的情况向中社部作了汇报，康生在中央特科时期也认识袁殊。中社部很快取得共识，认为可以争取和利用袁殊的特殊关系，在敌人营垒中建立我们的内线。

　　1937年6月，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从此，直到1946年去解放区，在潘汉年的导演下，袁殊成功地演出了一场场出色的情报战。

　　此后，袁殊成为和中统吴醒亚、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社会帮会都有一定联系，集多种身份于一身的情报人员，巧妙地利用这种多重身份广开情报来源，上报给中共中央，为当时地处苏区、消息相对比较闭塞的中共中央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当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一时找不到熟悉日本问题、又有相当的日本关系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日本留学生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戴笠听了很高兴，于是亲自登门拜访。

　　袁殊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去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沉吟了一会，说：“这是件好事，机会难得，你千万不可错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于是，袁殊摇身一变又成了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主要成员，不久便因“工作出色”升任情报组组长、第三站站长。

　　戴笠给袁殊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坚持留在上海，不管时局有怎样的变化。就这样，袁殊又多了一个身份：军统，加上中统、青红帮、日伪，以及货真价实的中共秘密身份，则是五重身份了。这在中国情报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最多面的间谍了。

　　从此，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随后他又通过岩井认识了后来成为汪伪政权高级顾问的日本军部军官影佐祯昭。全面抗战爆发后，袁殊通过这条线取得了许多日本方面的重要情报。首先是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给军统汇报——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

　　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袁殊置生死于度外，化装成日本学生，越过战线，深入到了日军阵地侦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我方避免了很大损失。

　　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命（潘汉年之命，表面则是戴笠之命）留了下来，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与枪杀臭名昭着的汉奸，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爆炸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大功。

　　1937年上海沦陷后，岩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并成立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组”，袁殊自然也成为了其中一员。当然，这事不仅潘汉年知道，军统也是知道的……由于袁殊迭立奇勋，戴笠把他召到香港予以奖励。在香港，袁殊还见到了潘汉年。

　　由戴笠亲自任命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后根据组织安排充当“汉奸”，打入日本谍报机关，出面组织“兴亚建国同盟”，并以此为招牌，秘密组建新的情报据点，将一份份重要的战略情报从敌人的心脏发送到了延安。袁殊从“岩井机关”获得的重要情报有：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

　　年6月13日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的报告，为此苏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

　　⑶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的情报等。

　　袁殊当时不仅为我方搜集和输送敌人情报，还负有“建立通往根据地秘密交通线、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等任务”，1941年7月奉汪伪政府之命去苏州筹备组建“清乡政工团”，并利用“清乡工作条例”中“凡属中国抗日人员，被俘者一律交政工团处理”的一条，营救了许多抗日人员，如鲁迅夫人许广平等，并还亲自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

　　在香港，袁殊接受戴笠两项任务：一是暗杀李士群；二是深入日本关系，交换和平意见。袁殊回到上海，同军统潜伏人员策划爆炸李士群的巢穴76号。没想到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等人叛变，把他给出卖了。后来，袁殊被作为“外务省情报人员”，引渡到了岩井那里。

　　根据潘汉年指令（事实上，是中央的具体部署并研究批准），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兴亚建国运动”的本部，“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于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馆成立。

　　潘汉年借岩井之名，建立了这么一个机构，除了掩护一个电台外，更重要的，则是出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考虑。

　　在日伪与顽固派的夹攻下，隐蔽战线工作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必须以更灵活的方式深入敌人内部。在这之前，潘汉年已派关露打进76号。有袁殊进入了日本人活动的圈子中，对获取情报也就更加有利。延安由于远离情报中心上海，正急待掌握日本大本营动向及日、汪、蒋三方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微妙关系与变化。于是大量情报发往延安。

　　1942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陈孚木与袁殊一道，作为“兴建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外务省头子野村吉三郎，是组织这一访问的主角。吉三郎向陈、袁透露，当前的国策，是准备诱降蒋介石，建立一个以日本国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部署。这一消息，让袁殊为之一震。

　　来自各方面的情报表明，日军南进，已是确定不移的战略决策了，潘汉年即告延安。

　　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始终担心腹背受敌。在有了确定日军南进的情报后，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到西线。

　　自1939年到抗战胜利，袁殊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无疑是与他的智谋与出色的活动分不开的。

　　当然，这期间完成的情报工作可谓数不胜数：及时向党中央提供了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建立通往根据地秘密交通路线；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这包括袁殊亲自救出的鲁迅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由于情报及时，粟裕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后来，袁殊又担任了一系列伪职，如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等，他的情报工作日益老辣。

　　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留下一个上海市参议的名分。“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后，袁殊被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

　　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区，不由得勃然大怒，于是，“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

　　“双十”协定后，袁殊随军北撤。华东组织部长曾山同志亲自找袁殊谈话，考虑到各种关系，让袁殊暂时改名，跟他姓——也证明是组织的意思，从此，“曾达斋”一直用了几十年。后来，他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

　　身陷囹圄1949年，袁殊到了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

　　潘汉年每次到北京开会，两人都会见面，最后一次，即1955年，袁殊到北京饭店看潘汉年，潘十分伤感地说了一句：“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

　　在“潘汉年事件”发生后没几天，袁殊也被捕了，判刑12年，1967年期满，正是“文革”，又再度被押8年，1975年期满，仍被解送到另一个劳改农场“就业”。

　　但他还不知道，他的妻子端木1968年因受恐吓，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未遂，后离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显然已不在人世了。

　　晚年岁月1980年，袁殊被释放，却仍无自由之身，行动亦受限制。他曾向组织提出前往日本或香港安度晚年，却未被允许；1982年8月2日，潘汉年被平反，9月6日，袁殊亦被宣判无罪。

　　此后，年迈的袁殊曾回到潘汉年家乡前去悼念早逝的故友，与逝者共同缅怀过往的峥嵘岁月。

　　1987年，袁殊病重，精神也极为紊乱，时常号陶大哭，同年11月26日，病逝于北京。

　　袁殊没有像关露，先后精神分裂多次，终无奈自尽。在狱中，他通读了《资本论》、马列着作、《毛泽东选集》，翻译了大量日文书籍，写下史料性传记《大流氓杜月笙》，并且仍然关注着党的情报事业，写了近8万字的《南窗杂记》，总结敌后情报工作经验。直到1982年平反后，还写了不少文章。他一生留下的文字近千万字。

　　他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报告文学”这一概念，并最早对报告文学作出研究。同时，也在中国新闻学史上留下好些个“第一”的记录。（首创将journalism翻译为集纳主义。）他如不“改行”，当不弱于同在二、三十年代一同出山的着名作家。

　　被誉为“东方佐尔格”的袁殊，直到今天仍以其扑朔迷离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也许，是他的“道行太深”了，直到今天仍不能辨明他“间谍”的本来面目。但他应是无悔了。在全人类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中，他毕竟为自己立下了丰碑。

　　人物着作：着有《记者道》、《学校新闻讲话》、《印度独立史略》、《新闻大王赫斯特》；译作有《新闻法制论》、《最初的欧罗巴之旗》、《一个日本女共产党员的日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