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与文化景观”。巧合的是，昨天正是世界电信日。自从十九世纪中叶美国人发明电报以来，通信行业走过了一百七十年的历史，而电报、电话这些通信设备进入中国，至今也有一百多年。

　　位于骡马市大街的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可以让人们非常直观地了解北京城一百多年来的通信发展历史。

　　电报、电话等通信工具在北京城经历了非常曲折的发展历程。电报发明之后的四十年时间，清朝才建官电局；电话发明后，清朝督办电政大臣盛宣怀向光绪帝上奏折，要求开办电话业务，几经曲折在北京建立第一个电话局的却是外国人；后来清政府即便建了电话局，北京城的电话业务也迟迟得不到开展。因为使用人数稀少，能打电话在当时是身份的象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通信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通信技术发展迅猛，大踏步追上了世界的步伐。

　　电报进北京，用了十三年1843年，美国人莫尔斯发明了电报，使人类脱离了用快马、信鸽、烽火等手段传递信息的旧时代。在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里，有一台发报机，参观者可以试着用“莫尔斯电码”把自己的姓名发送给旁边的接收器。据说现在这种古老的通信方式，还在一些特殊行业使用。

　　电报走进北京用了多少年？如果从1843年莫尔斯站在华盛顿国会大厦会议厅里，用颤抖的双手向巴尔的摩发送世界上第一封电报“上帝啊，你创造了何等的奇迹”算起，到1884清朝官电局建好，得有41年。如果从1871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上海开办电报业务算起，则是13年。仅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电报这一新鲜事物在当时中国的曲折发展之路。正是这种落后，清政府在中法战争期间还闹出了笑话：当时前线打胜仗，宫里还以为打败了。

　　博物馆的“皇家通信”陈列组，就详细展示了电报一步步走进北京的艰难历程，这种困难多半是在心理和观念上的各种阻碍。1873年，华侨商人王承荣从法国回国后，与福州的王斌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报机，并呈请政府自办电报，清政府拒不采纳。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岛，等消息传递到紫禁城，已经过了一个月。这件事对洋务派刺激很大，李鸿章在自己的辖区尝试推广电报。1877年，李鸿章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与天津机器局之间架设了电线，第一次发电“行辕正午一刻”，这是有案可查的中国人所发的第一封电文。随后，津、沪、苏、浙、闽、粤之间的电报线全部贯通。

　　滑稽的是，清朝内部的保守派认为电线破坏风水，甚至有传闻称电报之所以能瞬间传递信息，是运用了死人的灵魂，这使得电报迟迟不能通到北京城。以至于各地发往北京的电报，要先发到天津，然后用快马转送到北京。朝廷的批复又得用快马送到天津转发，来回往返，白白耽搁时间。于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李鸿章商谈，想把津沪电报线路先延伸到通州。而且，在建设线路时顾及保守派的压力，避开了所有的坟茔、民房，并做到沿途舆情毫无惊扰。最终，1883年9月18日，通州电报局建成。

　　原先是快马从天津转运电报进京，现在是快马从通州转运电报，相较以前，进步了很多。不过，如果晚上有紧急电报，那时北京城门已关，电报也只能第二天再送进城。后来，在尝到科技进步的甜头后，清政府决定把电报线接到城里。1884年8月，商电局和官电局先后建成。其中商电局位于崇文门外喜鹊胡同杨氏园，面向社会开放；官电局位于泡子河边吕公堂，专门收发政府电报。

　　清政府一旦认可了电报，电报就在全国迅速发展开来。在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中，陈列着三张清代的全国电报干线图，分别是1884年、1890年、1903年绘制的。从1884年到1903年的短短19年间，全国的电报线网已经长达47641公里了。

　　“德律风”首建在东单在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中，陈列着光绪年间督办电政大臣盛宣怀的奏折。细看奏折，其主旨是要建“德律风”。“德律风”是指什么？一查才明白，清朝时把电话称作“德律风”，也就是英语telephone的音译。

　　电话是美国人贝尔在1876年发明的，那时候，北京还没接上电报。盛宣怀是在1899年向光绪帝上奏折，要求开办电话业务的。

　　盛宣怀在清末算得上是传奇人物，他是洋务派代表人物，他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第一个勘矿公司；第一座公共图书馆；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清末遍布全国的电报网络就是盛宣怀的功劳。不过，就在北京城接通电报前两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上海外滩租界内开办“德律风”，上海由此成为最早拥有电话的城市之一。同年，英国人在租界试行电话。此后，洋商纷纷开始筹划在各通商口岸开办电话业务。

　　电话与电报相比，无疑更加方便和快捷。1899年，督办电政大臣盛宣怀向光绪皇帝奏请开办电话业务，他的奏折虽然只有区区488字，却涵盖了自主开办电话业务的意义、电信业务发展的趋势以及电信业务经营管理的方式等内容，其语言之精练，蕴意之深刻，堪称史上佳作。

　　但是，北京城的第一个电话局并非盛宣怀所建。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丹麦商人璞尔生在天津私自开办了电话局，并且随八国联军入侵的步伐，把电话线接到了北京，并在东城船板胡同开设了北京第一个电话局。意想不到的是，电话业务很受欢迎，当年租用电话的就有近百户。清政府此时意识到电话的重要性，1903年，袁世凯（1903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袁世凯任会办大臣）让北京电报局总办黄开文试办北京电话局。1904年，北京第一个官办电话局在东单二条胡同建成。这个电话局占用了帝师翁同龢的8间马厩，安装了100门磁石交换机。1905年，黄开文和璞尔生谈判，把后者的电话公司收购了，北京的电信业务也就成了国有。

　　而当年奏请开办电话局的盛宣怀，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提出“东南互保”，意图稳定长江流域不受义和团运动影响，救清廷于水火；此后，又因推行铁路国有政策，激起四川保路风潮，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盛宣怀逐渐淡出政界和商界。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病逝于上海。

　　电话进紫禁城 溥仪打“骚扰电话”

　　有了电话，就要有电话号码，在博物馆中，陈设有北京开设电话业务以来，历年出版的电话号码簿。如今时代进步，人人有手机，社会名流重视隐私，轻易不会泄露自己的电话号码。而清末民初正好相反，当时拥有私人电话是身份的象征，各家的电话号码都公开刊登出来，毫不避讳。当然，在那个年代，能打得起电话的人也少，轻易不会有人打骚扰电话。

　　在1936年的《北平电话号簿》上，住宅电话已经大量增多，其中不乏社会名流，如余叔岩（椿树头条4号，南局1566）、马连良（翟家口豆腐巷7号，分局1466）、胡适之（米粮库4号，东局2511）、陈寅恪（平则门大街姚家胡同3号，西局568）、梁思成（北总布胡同3号，东局1202）等，另外，当时清华大学87位教授的个人分机号，都刊登在内。其后一本1944年的《北京电话番号簿》，是北平沦陷期间出版印刷的。前半部分是汉字号簿，后半部分则是日文号簿。封面上赫然印着一把刺刀，显示出明显的日军侵华的时代特征。

　　号码簿陈设区有一个感应屏，只要用手做个翻页的动作，就可以翻阅北京早期的电话号码簿。据讲解人员介绍，有不少北京的老字号专门来这里查找他们企业当年的电话，以作为历史传承的一种见证。

　　装在墙上的一部陈旧的磁石电话机引起我的注意，这部电话来头极大，它是装在宫中给溥仪使用的电话。据说当年电话被清廷认为是西方的“奇巧淫技”，不允许装进宫内。因此，可怜的溥仪即使贵为皇上，也直到1921年，才从洋师傅庄士敦那里知道了电话的新奇之处。他不顾清室遗老的反对，要求给他装一部电话。北京电话局在故宫养心殿给溥仪装了部电话，并送来一本电话号码簿。

　　刚接触电话，溥仪玩心大起。溥仪曾回忆：“随着电话机，电话局送来了一个电话本。我高兴极了，翻着电话本，想利用电话玩一玩。我看到了京剧名演员杨小楼的电话号码，对话筒叫了号。一听到对方回答的声音，我就学着京剧里的道白腔调念道：‘来者可是杨——小——楼——呵？’我听到对方哈哈大笑的声音，问：‘您是谁呵？哈哈……’不等他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上了。真是开心极了。接着，我又给一个叫徐狗子的杂技演员开了同样的玩笑，又给东兴楼饭庄打电话，冒充一个什么住宅，叫他们送一桌上等酒席。这样玩了一阵，我忽然想起庄士敦刚提到的胡适博士，想听听这位‘匹克尼克来江边’（胡适早年一首旧体新诗中的一句）的作者用什么调儿说话，又叫了他的号码。巧得很，正是他本人接电话。我说：‘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啊！’。”于是，胡适和年仅15岁的小皇帝有了一次对话。

　　溥仪迟迟用不上电话，主要是慈禧不允许宫内用电话。但慈禧自己却很早就在常住的颐和园装上了电话。1902年，从东城东堂子胡同的外务部至颐和园架设了专用电话线，线路全长24公里。承包这项业务的正是璞尔生的电话公司。

　　说起北京的电报大楼，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飘荡在十里长街的钟声和悠扬的东方红乐曲。从电报大楼传来的钟声，是老一辈北京人的回忆。多年前，路过电报大楼，偶尔看到站在钟表上进行维护的师傅，才发现从街上看并不起眼的钟表，居然有两人多高。

　　在博物馆的展区，有一个电报大楼的模型，周边展区是和电报大楼有关的各种史料。一有参观者走进电报大楼展区，熟悉的钟声立刻响了起来，勾起人们心中无限的回忆。有老年人回忆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城市的噪音很小，清脆的钟声可以传得很远。清晨7点，伴着电报大楼的钟声，人们走出家门，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特别是居住在西单附近的居民，早已把电报大楼的钟声看成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电报大楼的塔钟直径为5米，钟上的长针1.9米，短针1.5米。我们现在看到的钟面是白底，指针是墨绿色的。刚建成时不是这样，那时塔钟的钟面是古铜色，指针是白色的。在1972年，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为了突出醒目，电信总局设计了白色钟面、红色指针和红色刻度的方案。但改造完成后，远远看上去，钟面很像日本军旗。周总理马上否定了这个方案，亲自指示更换为墨绿色方针，并要求在三天内完成。于是，塔钟的钟面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白底，指针则是墨绿色的。目前的颜色既庄重、醒目，也体现了邮电的标志色。

　　除了周总理外，毛泽东主席也比较关心邮电事业。在博物馆的展品中，有毛主席题写的“人民邮电”。毛主席写了三遍，他觉得第三遍比较好，就在上面画了个小圈为记号。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第三遍的“人”是站立起来的。但第三遍的“电”字又不理想，于是，就把第一遍里的“电”字挪用过来，成为现在“人民邮电”四个字的题词。

　　北京的电报大楼，作为当时唯一可以与外地进行沟通的场所，除了像如今的“长途电话亭”一样的用途以外，还是北京城鲜明的时代标志。当时的北京人，为了与在外地的亲戚朋友联系，电报大楼是经常要去的地方。而除了电报大楼，穿梭在大街小巷，骑着摩托送电报的“小伙儿”也是人们至今不能忘怀的过去。他们说的每一声“电报来了”都烙印着北京城过去的影像，挥之不去。

　　如今，电报大楼依然屹立在西单大街上，但已不再有过去人们忙碌穿梭其中的影子。钟声早已消失，现代化的通讯方式也代替了电报机、有线电话。当年电报大楼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到现在都还让人印象深刻。

　　在博物馆中，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其他物件，如按照使用年代陈列的各种通信设备，有包括中央领导使用的保密电话机在内的各式电话机和公用电话亭、电话卡，还有各种各样的数字及汉显的传呼机以及从像“大砖头”形状的大哥大开始出现的各种手机。边观看这些设备，边回忆自己曾经使用的通讯设备，既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又不得不感慨科技的进步。

　　博物馆中还展有一张有意思的照片，1906年5月，清朝的代表团到欧美各国考察立宪制度时，专门到瑞典的爱立信公司总部参观的场景。在当时的照片中，就有爱立信本人。百年沧桑，这家成立于1876年的老企业，曾和诺基亚、摩托罗拉一起，被中国人耳熟能详，如今爱立信虽然在手机终端领域难觅踪影，但它依然是全球领先的全面通信解决方案及专业服务供应商。

　　现在人们查找某个单位的电话，已经习惯于上网搜索，但在数十年前，人们要想查电话，就会拨通114。在博物馆中，有114查号台的工作环境展示，谁能想到，当年查号台的小姑娘们，是用手在厚厚的电话本上翻找。

　　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北京的通信电信事业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北京联通所建的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也反映了这一百多年的历程。博物馆大门上有一副对联，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百多年的历史：百年通信故事重现，一脉传情老店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