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西汉大儒，凭借春秋决狱而在中国司法史上留名。春秋决狱又称引经决狱，核心在于强调论心定罪，故决狱过程“时有出于律之外者”。

　　在董仲舒被汉武帝赏识之前，因过于信奉天人感应之理，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上奏，严明皇陵祖庙两次失火之因乃灾异所致，遭武帝罢废为中大夫，遂以教授《公羊春秋》为业。不过，时隔一年的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仍以天人感应对答，一举成名，并借此机会系统地阐释了“大一统”学说，极合武帝打造中央集权统治之意。

　　一战成名之后，时年45岁的董仲舒并未得到在中央任职的机会，而是曾两度被派往地方王国任职。第一次是在成名后不久即前往曾经尚武的“七王之乱”之首吴王刘濞之地，担任粗暴蛮横的武夫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刘非乃武帝兄长，亦有谋反图霸之心，对声名大噪的董仲舒相当礼遇，将其比作曾辅佐齐桓公称霸的管仲。然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将其驯服，打消了其造反的图谋。董仲舒在江都为相六年，以儒家公羊学为指导，采阴阳五行，祈雨止涝。第二次是在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被荐任为同样是武帝兄长的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刘端比刘非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短暂的4年后，董仲舒以有疾为由辞官。

　　在武帝削藩之后，委任地方或被视为渐离政治中心而遭疏远的预兆，更何况是远离长安的江都和胶西。不过，刘非和刘端乃武夫出身，将大儒派往地方，也是武帝刻意安抚削藩后的地方王国之民心，企图彻底改善地方不时溢出的强调霸道的法家意识流。将董仲舒置放到颇为粗鄙和彪悍的地方王侯身边历练，意在检验儒家王道思想的功效。并非纸上谈兵的董仲舒没有让武帝失望，在10年江都国相任期内作出了不菲的政绩，而且彻底贯彻了其所主张的天人感应学说和春秋大一统学说。这些都被武帝看在眼里。董仲舒对天人感应学说持之以恒的坚守，使他在地方执政期内藉此普度众生。15年的官场历练在董仲舒看来不仅实践儒学经义已足矣，也在相当程度上扩大了儒家经义主义的影响力，所以在他尚未到60周岁时，便全身而退。毕竟在武夫专政的诸侯之地任职有动辄得咎的危险，且称病辞官也符合儒臣之惯习。

　　按照常理，告老还乡是董仲舒作为儒生的当然之选，但他并未就此彻底隐退，也未回到家乡广川郡(今河北衡水)，而是迁居到长安的一条陋巷，别有种“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的隐士风骨。

　　须知，汉代的隐士普遍隐于民间，他们多是在自己的故乡或是四处游走，以占卜或传教等方式生活。西汉时还出现了朝隐的现象。而且，董仲舒尤擅长公羊学，在景帝时即为经学博士，开坛讲学，广招门生，其学生后来也与他同样成为诸侯王国的国相和长吏。以讲经传教的方式继续活跃在首都思想圈，以维持儒家持续的影响，正是董仲舒深居陋巷的初衷。

　　这样说来，董仲舒从官场退出是有目的的退出，是一种以退为进之策。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董仲舒以75岁的高龄病逝，这距离他隐居长安的陋巷已超过15年，足见他逗留在长安并非真正以安享晚年为目的。

　　据《后汉书·应劭传》称：“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大狱，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不过，《春秋决狱》这本书相较于其成名作《春秋繁露》相差太远。《春秋繁露》可以视为阐释西汉中央集权理论的扛鼎之作，而《春秋决狱》充其量只能算作一套简单的案例/司法裁判手册，其失传于后世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董仲舒动了编写儒家裁判操作手册的念头，应该是当时司法被儒家经义不断入侵的真实写照，司法界急需要一套案例指导用书助其引经裁判。这也或许是张汤在通过数次问计于董仲舒的过程中，传达武帝的圣意所致。因为作为酷吏代表的张汤，不可能由衷地接受儒家的引经决狱，否则司法裁判会失去基本的准则，酷吏所推崇的以“法”治国的法家理论便不攻自破了。这也是后世批评春秋决狱的主要原因。张汤亲自陋巷问计，基本都是未决的朝廷大案，在大案上犹豫，求教于儒家之经义，无疑是为儒家思想占领司法制高点创造机会。这无论如何也不是酷吏张汤心甘情愿所为，很可能出自武帝的授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