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有“安居乐业”之说，中国人对房子有着特殊的情节。然而近年来房价像坐上云霄飞车一样飙升，“房奴”这个名词已经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所共同关注的热点。对很多人来说，购房已不是个人行为，甚至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在供房。然而，高房价问题从来不是今天所独有的，而是古已有之。并且古代不仅有房奴，也有蜗居，有拆迁，还有囤地。

　　在很多人看来，封建社会的官员是吃皇粮的特权阶层，他们的住房问题皇帝当然也管。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古代的房价也高，高到什么程度呢？搞到不仅是升斗小民，就连特权阶级的封建官员也不一定能买得起！吓一跳吧？很多着名的历史人物，甚至是身居要职的当朝宰相，他们的买房经历也跟现代都市打工族一样字字血，声声泪的。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朝廷官员根本不敢奢望有自己的房子。秦朝官员的工资，实行“秩石制”，直接发粮食当工资。官员职位越大，也仅仅意味着，他能领到更多的粮食，并没有其他特权。从西晋开始，为优待官员，才正式按照官品占田。然而，皇上给的地，和官员任职的地方常常不一致；而且按照唐朝末年之前的规矩，一旦官员退休，在职时的俸禄一律停发，这地也得还给皇帝。为了省却许多麻烦，更是为了办公的需要，许多官员就直接把家安在了条件相对优越的衙署里——或者叫机关宿舍更合适。异地做官，则举家搬迁到新宿舍。如果不幸被淘汰出官场，那就想办法另谋生路或者回老家过日子。唐末以后，退休的官员有幸能领到一半的俸禄，但退休后的住房问题，政府还是不管。南宋还规定凡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倘在当地有亲属，或置有财产，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者处一年徒刑。

　　让我们梦回大唐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愤别官场，借贷买房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房奴”，当属鼎鼎大名的“江南第一才子”——唐寅唐伯虎。有人会说唐伯虎是解元，又是大艺术家，诗、书、画号称“三绝”，写十几幅字房款不就齐了？这话想起来是没错，但据唐伯虎自己记载，他确实凑不齐购房款。让唐伯虎沦为房奴的这栋房子，是之前一户人家废弃的“别墅”，几乎就是块“死楼盘”，应该不要多少钱。而且对于这处房产，唐伯虎极为用心，他给它起名叫“桃花别业”，后来还花费了大量的装修款，据说内部装修唐伯虎更是亲力亲为，把这处宅子建成了苏州城有名的私家园林。受唐伯虎盛名的影响，以至于现在苏州还有个地名，就叫桃花坞;有两条街道，名字就叫桃花坞大街、桃花坞桥弄。这说明唐伯虎曾在此地购房一事并非讹传。据记载，唐伯虎在决定购买这处房产的时候，首先是向北京一位当官的朋友借了一大笔钱，而这笔钱是用自己的一部分藏书来作“抵押贷款”的，后来，他更是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作画、卖画，才筹足了购房款，看来他这种行为也属于“按揭”，可算是典型的房奴表现了。那么唐伯虎为何会甘心沦为房奴呢？唐伯虎自幼天资聪敏，熟读四书、五经，并博览史籍，16岁秀才考试得第一名，轰动了整个苏州城，二十九岁到南京参加乡试，又中第一名解元。正当他踌躇满志，第二年赴京会试时，因牵涉科场舞弊案而交恶运。关于“会试泄题案”,一种说法是，与他同路赶考的江阴巨富之子徐经，暗中贿赂了主考官的家僮，事先得到试题。事情败露，唐寅也受牵连下狱。还有一种说法是此案另有隐情。唐伯虎参与的那次科考题目生僻，使很多应试者答不上来。其中惟有两张试卷，不仅答题贴切，且文辞优雅，作为主考官之一的程敏政见此高兴得脱口而出：“这两张卷子定是唐寅和徐经的。”这句话被在场人听见并传了出来。再加上唐寅和徐经到京城后多次拜访过程敏政，特别在他被钦定为主考官之后唐寅还请他为自己的一本诗集作序。这已在别人心中产生怀疑。这次又听程敏政在考场这样说，就给平时忌恨他的人抓到了把柄。一帮人纷纷启奏皇上，均称程敏政受贿泄题，若不严加追查，将有失天下读书人之心。孝宗皇帝信以为真，十分恼怒，立即下旨不准程敏政阅卷，凡由程敏政阅过的卷子均由李东阳复阅，将程敏政、唐寅和徐经押入大理寺狱，派专人审理。徐经入狱后经不起严刑拷打，招认他用一块金子买通程敏政的亲随，窃取试题泄露给唐寅。后刑部、吏部会审，徐经又推翻自己供词，说那是屈打成招。皇帝下旨“平反”，本是前三甲热门人选的唐伯虎落了一个浙江地方小吏的差事，唐伯虎不堪遭受此等侮辱，愤而还乡。经此一案，唐伯虎从此对当官断绝了念想，从此寄情山水，赋诗作画。历史上的唐伯虎尽管才华出众，有理想抱负，是位天才的画家，但他那愤世嫉俗的狂傲性格不容于这个社会。他的家庭生活并不像传闻中那样美满，也无“三笑’”九美”之类的风流艳事，25余岁时家中连遭不幸，父母、发妻、妹妹相继去世，家境衰败，科举失意后，续弦妻子又逼其休妻，定居桃花庵是他心情最舒畅的时候，第三位妻子沈九娘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两人一起还贷，在桃花别业中度过了动人的一生，唐寅后来在书画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她的治家有方是分不开的。公元1523年，53岁的唐伯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一代才子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此生甘分老吴阊，宠辱都无剩有狂。”而他那套甘心做房奴换来的房子，大概就是他心底的那份“狷狂”立在人世的象征吧！

　　宰相退休没有房公元8世纪中叶，正值唐玄宗天宝年间，长安城物阜民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之一，有“长安百万家”之称。在长安，租房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全民租房成为现实，不认为经营租宅有损名声，一些达官贵人还把赁宅视为财源之一。如果说如今的公务员是趋之若鹜的“铁饭碗”，那么在唐朝，公务员只是一个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没有工龄、没有年终奖、更没有高额的公积金。安史之乱以前，官员施行年薪和月薪(月俸)双轨制，唐后期基本上只实行月俸制，但支付时往往付给谷帛等实物。但京城房价也贵，如此庞大的人口，必然导致对住房需求的急剧膨胀，不仅很多平民老百姓没房子住，不少公务员也只能租房子，唐初宰相李日知就是如此。李日知是河南人，考中进士后入朝为官。然而他家境一般，在长安也没有自己的房子，因此只能租房住。但考虑到刚刚参加工作，收入有限，因此他只能退而求其次，住在官府里，这一住，就住了几十年。直到唐玄宗即位后，年迈的李日知给新皇帝写辞职报告的时候，他依然还住在自己的官邸里面。根据唐朝的律令，当官的申请辞职，一经批准后，就要立即整理行装，搬出官邸。李日知辞职后，便立刻被要求搬出官邸，结果被他老婆一顿痛骂，抱怨他当了一辈子官，连个房子都没有。

　　杜甫很忙蜗居藏曾经有段时间流行“杜甫很忙”的段子。殊不知，杜甫真的很忙，诗圣和我们常人一样，忙得更多的是再普通不过的东西：生计，这就忙到一辈子都没有自己的房子！他19岁的时候就开始外出漫游，去过山东、吴越等很多地方，并且最终来到了首都长安，结果碰上了安史之乱，一路颠沛流离。为避安史之乱的杜甫前往成都避难，他先是寄居于城郊的草堂寺，后来在彭州刺史高适的资助下，于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建起一间小小的茅屋。这可不就是古代的蜗居了吗。“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一场秋雨大风就把屋顶上的茅草给吹跑了，这草房的简陋可见其质量。有人会问，杜甫当时怎么说也是朝廷命官，怎么混得这么惨？杜甫虽然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无奈家道中落，一生仕途不顺，屡受打击。如长安十年，杜甫为谋官历尽艰辛，受尽屈辱。大到受骗上当，被权相耍弄；小到残杯冷炙，蔬食不饱。杜甫36岁那年，参加了玄宗的特科考试。但这次考试被权相李林甫操纵，竟一个不取，反倒上表祝贺玄宗，称“野无遗贤”，似乎天下的能人都已被朝廷延揽，剩下的都是些扶不起、教不出的草莽之辈。杜甫兴冲冲而来，心悬悬而去，受到了无情的愚弄。他在同谷县出发时在诗中写道：“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可见诗人奔波之苦。《同谷七歌》中：“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 。诗人的生活是如此的饥寒交迫、狼狈不堪。他曾当官左拾遗，从八品，最多是个正科级，他的年俸在米价暴涨时只能买一斗半，又没有别的收入，买房定然是买不起的。在如此困顿窘迫的情形下，杜甫也只能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感叹！

　　居长安？大不易！

　　白居易：国家公务员，月俸16000文，折合约人民币3200元。当时斗米20文约相当于现代20元。

　　作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也有自己心酸的买房史。白居易年轻的时候，从家乡来到首都长安，曾经拿着自己的诗去拜谒当时的文坛领袖顾况，顾况看到“白居易”这个名字感到好笑，于是调侃道：“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啊！”结果，一语成谶，就是这句“居大不易”，使得白居易当了十几年官才买了房子。白居易考中进士后，第一份工作就是“校书郎”，就是在政府机构校对文件的普通文员。他当时的俸禄自然是买不起房，只能在长安东郊常乐里租了四间茅屋，因为离上班的地方远，又养了一匹马每天骑马去上班。而那时候有钱人出门都是坐轿子，骑马是很颠簸的，真正的有钱人是不会骑马上下班的。即使这样，白居易在长安工作了十年，还是没能买下一套房子。后来白居易觉得这样长期租房不是办法，就在陕西渭南县买了一处宅子。和现在的大都市白领差不多，因为市区房价太高，于是就退而求其次，在郊外买一套。

　　土地限购按阶级而现在房地产市场上所有的现象在古代也有，根据考古实物和历史文献证明，中国在西周时就出现了土地交易。中国的职业开发商直到民国才出现，因为古代政府一般不允许商人购置大量土地。以唐朝为例。唐玄宗在位时，政府给老百姓划拨宅基地，划拨的宅基地大小取决于家庭等级和家庭人口。平民家庭买地，每三口人，最多只能买一亩宅基；如果是贱民家庭买地，每五口人，才能买一亩宅基。再有钱的商人也是贱民，贱民老板去买地，即使是上百口人的大家庭，最多也只能购买20亩地。而如果超标大量买地会怎么样呢？唐朝法律规定：“诸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意思是买地超过指标的，得挨板子，每超出一亩指标，挨10大板。这一条真让人奔溃呀……土地拆迁人性化古代的拆迁怎么解决呢？后唐明宗时期，颁布了一道诏令，京城闲置的空地，让老百姓公开竞标购买，谁出的价格高就卖给谁，然后他就可以合法地盖房子了。至于百姓已经盖好的“违建”，该拆还是该留，政府也给出了标准。“诸坊巷道两边，当须通得车牛，如有小街巷，亦须通得车马来往，此外并不得辄有侵占。”对于一些虽然合法，但按照新规定又算是占用了公共用地的民居，政府实行人性化的拆迁安置，“委河南府估价收买”。拿着卖房子的钱，市民可以另行购买土地和房屋。如此政策，政府虽然要为一部分人的拆迁安置掏钱，但是通过出让闲置土地，获得的收益远大于损失。而且，百姓原本不合法的违章建筑，通过有效的行政手段，也就“合 法”了。这种怀柔政策，不失为解决百姓住房问题的良策。

　　再让我们穿越到大宋看一看情况。宋朝文人王禹偁写过一篇《李氏园亭记》，讲到当时首都开封的地价很贵：“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一尺地一寸土，跟金子一个价钱，地价如此之高，房价可想而知。当时首都开封的房价连很多名人都遥不可攀。老百姓的住房就更紧张了。北宋初年有个大学士叫陶毂，他亲眼见过老百姓的住房是多么紧张。“四邻局塞，半空架版，叠垛箱笼，分寝儿女。”就是说房子太小，就在房子天花板和地板的中间加一层，隔成小复式。卧室太小，放不下床，就把箱子柜子拼起来，让孩子们睡。这种一家三代挤一个小房子的居住生活，跟电视剧《蜗居》里出现的场景差不多。宋朝江浙一带也出现过房奴，有个叫张仲文的宋朝人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白獭髓》，这本书里描写房奴生活：“妻孥皆衣蔽跣足……夜则赁被而居。”意思是存款和借来的钱都砸到房子上了，只能节衣缩食还债，不但老婆孩子身上没一件好衣服，连被子都是租人家的。

　　寸土寸金难置业苏东坡：水部员外郎，月俸4500钱，折合人民币4500元。当时猪肉一斤120钱。

　　着名的大文豪苏东坡在开封当了多年的“京官”，都买不起房子。就连他的儿子在开封结婚，没有新房，还是跟朋友借的。不仅是苏东坡，他的弟弟苏辙也是如此。苏辙做官后，一直借住在公署，参加工作几十年，直到70岁那年才买上房子，而且还不是在首都开封买的，而是在河南的另外一座城市许昌！在买房之前，苏辙写过一首诗说“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又说“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意思是我活了大半生，头发都花白了，还没弄上一套房子，搞得自己在儿子们面前抬不起头来，他们还老是抱怨我。于是他决心盖房，享受一下老有所居之福，“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不过心愿满足了，一生积蓄也耗尽了，于是又自责“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做房奴。大文学家欧阳修也是一个。欧阳修考中进士，进中央工作，工作了好多年，始终没买上房子。他给朋友写信说：“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意思是在京城工作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混上自己的窝，一直在小胡同里租房住，惨！

　　清朝也有房奴，光绪年间，北京有人买不起房，就自己盖，盖也盖不起，就借钱盖，然后慢慢还。有一首竹枝词唱道：“搭得天棚如许阔，不知债负几多钱？”至于古代贷款买房的事情是到清代才出现的，清朝就出现业主拿着产权证明去当铺办理抵押贷款，而真正意义上的住房按揭，是到民国时代才有。

　　乌托邦梦想的陨落-----明朝政逼官给穷人盖房为解决住房问题，古代的各级政府部门也想出了不少法子。至于这些法子到底管不管用，那又另当别论。朱元璋是第一个逼着官员在全国范围内给穷人盖房的皇帝，也是唯一的一个。众所周知，朱元璋是农民皇帝，出身穷苦，他一当上皇帝，就把穷人的住房保障问题提上了日程。《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七年农历八月，朱元璋给南京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京畿民庶之众，鳏寡孤独废疾无依者，多旧养济院，隘不足容，命于龙江择闲旷之地构260间以处之。从之。”朱元璋让南京的官员在龙江找了一块闲置土地，盖了260间瓦房，供没有住房的南京人居住。圣旨颁布后，南京的官员很快执行了。于是一个月后，朱元璋又给上海(当时叫华亭县)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让他们对宋朝留下来的居养院进行翻修，修好后让没有住房的上海人居住。上海的地方官也很快地执行了。试点成功，朱元璋龙颜大悦，认为可以在全国复制“南京模式”了。在当年年底，他又给中央的官员下了一道旨意：“全国范围内，没饭吃的，国家给饭食；没衣服穿的，国家给衣服；没房子住的，国家给房子”。理想毕竟是理想。明太祖之后，各大城市的房价还是扶摇直上，朱元璋“居者有其屋”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可见住房问题古来有之，房荒和房价问题确实是社会建设的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