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满洲镶蓝旗（后抬入满洲镶黄旗），叶赫那拉氏，名杏贞。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或临朝称制，为自1861年至1908年间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

人物生平

慈禧太后
咸丰时期

慈禧太后，姓叶赫那拉，现在一般认为慈禧出生于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今辟才胡同。满洲镶蓝旗人，后抬旗入镶黄旗，其先祖属叶赫部（今吉林省四平市附近）。但也有慈禧是汉族人等其他说法。 　　父惠征，曾任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员，母富察氏。由于她生了一个儿子，并且会讨咸丰皇帝欢心，不久后就升为懿贵妃。同治帝立，尊为圣母皇太后，号为慈禧太后。在山东泰安一带也有慈禧存在，在清文宗驾崩于避暑山庄后，治丧期间因与慈安太后分住烟波致爽殿东西暖阁，故也被称为西太后。（一说是慈安太后住在东六宫之一的钟粹宫，慈禧太后住西六宫之一的长春宫，故称西太后。） 　　叶赫那拉氏于咸丰二年（1852年）被选秀入宫，赐号兰贵人，后册封懿嫔。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生下咸丰帝唯一的皇子载淳（即同治帝），诏晋封懿妃。次年又晋封懿贵妃。由于咸丰帝体弱多病，大清正值内忧外患之际（北有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南有太平天国反清农民运动）又让他心力憔悴。懿贵妃工于书法，于是咸丰帝时常口授让懿贵妃代笔批阅奏章，使慈禧有机会接触政治。

同治时期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前，她随咸丰帝逃往热河。1861年8月咸丰帝在热河去世，由于皇子载淳只有6岁，咸丰帝临终前将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景寿、协办大学士尚书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任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同治帝处理朝政。这些人都是咸丰的亲信，肃顺尤其足智多谋。又给皇后和懿贵妃两枚代表皇权的印章，希望他们相互牵制。
咸丰帝死后，皇子载淳即位，定年号“祺祥”。她与皇后钮祜禄氏（慈安太后）并尊为皇太后。顾命八大臣企图专权，权力欲极强的慈禧非常不满，于是联合在京主持和谈的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奕欣，利用帝后和咸丰帝的梓宫回京的机会发动辛酉政变，设计逮捕了八大臣，判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自裁、肃顺斩立决，其他人革职，粉碎了八大臣势力。奕欣被封为议政王，1861年12月2日，两宫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并改年号为“同治”。执政初期她在议政王奕欣的辅佐下，整饬吏治；重用汉臣；依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地主武装，又在列强支持下，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苗民、回民起义，缓解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使清王朝得到暂时稳定。
出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她又重用洋务派，以“自强”和“求富”的方针，发展一些军用，民用工业，训练海军和陆军以加强政权实力。客观上对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这一时期，国内起义被平定；两次鸦片战争暂时满足了列强的贪欲，外交上没有吃大亏；洋务运动后清王朝的军事实力有所提高；工商业有了初步发展，被称为“同治中兴”。 　　同治十一年（1872年），载淳已17岁，慈禧不得已为他选后，次年，两宫太后卷帘归政。但同治帝亲政后仍难摆脱慈禧的干预。慈禧为了享乐，授意同治帝修缮圆明园以供其居住，同治帝也想趁机让太后离宫居住以摆脱慈禧干预朝政。然而当时财政紧缺，圆明园又残毁严重，修复耗资甚巨，同治帝坚持开工，引起奕欣等王公大臣多人反对，同治帝竟将他们全部革职。慈禧出面制止了同治帝这一决定。

慈禧的第一张照片

光绪时期

1875年1月，同治帝病逝。慈禧立她的侄子兼外甥4岁的载湉为帝，改年号为“光绪”，两宫太后再次垂帘听政。 　　
1865年—1870年中亚浩罕汗国侵略者阿古柏侵入并且窃据了新疆大部分地区；
1871年，沙俄出兵占领伊犁地区。1875年，慈禧采纳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建议，出兵新疆，清军于1878年1月收复新疆。
1881年，中俄通过谈判，中国收回伊犁大部分地区。 　　
1881年4月8日慈安暴亡，卒年45岁，有人认为是慈禧所害；从此慈禧实现一宫独裁。 　　
1883年—1885年爆发了中法战争，双方在军事上互有胜负，但以慈禧为首的清政(蟹)府却主张“乘胜即收”，与法国签定了《中法新约》，又使法国获得了不少侵略利益。战争之初慈禧借战事不利，把责任推给以奕欣为首的军机处大臣，将他们全部革职，史称“甲申易枢”，从此慈禧完全掌控了朝政。
1889年2月，光绪大婚，名义上由光绪帝亲政，慈禧又训政了数年。在训政结束后，朝内一切用人行政，仍出其手，“上（光绪帝）事太后谨，朝廷大政，必请命乃行”。

慈禧的书法  
1894年，慈禧六十寿辰，拟“在颐和园受贺，仿康熙、乾隆年间成例，自大内至园，路所经，设彩棚经坛，举行庆典”。挪海军经费，缮修颐和园，布置点景，广收贡献。是年，适逢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光绪主战，慈禧亦主战，“不准有示弱语”。但是，当有人提出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景点，移作军费的时候，慈禧却大发雷霆，说出了“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之语。后来，清军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失利，北洋水师在黄海之战中又遭受严重挫折。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六旬庆典，慈禧希望外国出面干涉，尽快结束战争。她支持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以各种借口，打击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由于形势日益紧张，面对朝野上下的重重压力，她无法再一意孤行，大摆排场，她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缩减了生日庆典的规模，在金州、大连相继陷落，旅顺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慈禧在紫禁城内的宁寿宫度过了她的60岁生日。次年2月7日，威海卫日舰及炮台夹攻刘公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海陆两个战场均遭失败，以慈禧为首的主和派下定决心向日本求和，3月，慈禧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乞和，4月17日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屈辱的条约《马关条约》，中国放弃对朝鲜宗主国地位；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在俄，德，法等西方列强干涉下，后以白银3000万两赎回），台湾，澎湖列岛；开放4个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矿设厂。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为了救亡图存，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维新变法运动，慈禧希望强国但又担心光绪会借变法脱离她的控制。对于变法慈禧最初表示支持，但她随后把军权，用人权都抓在自己手中，1898年6月光绪发布帝“明定国是上谕”（即《明定国是诏》），实行变法。光绪帝的变法触动了满洲旧势力贵族，和众多封建官僚的利益，他们聚集起来，竭力反对变法，当听说光绪帝企图让袁世凯派兵包围颐和园，杀死荣禄时，慈禧等人发动戊戌政变，拘禁光绪皇帝本人，并处死了谭嗣同等六人。

慈禧绘画
19世纪末，中国北方兴起义和团运动，慈禧最初主剿，但镇压屡屡失败，义和团迅猛发展并进入北京。慈禧希望剿抚并用，区别对待义和团，但列强要求清政(蟹)府完全剿灭义和团，并且不顾清政(蟹)府的反对，坚持调兵进京。慈禧素来对洋人不满，于是产生了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的想法，当她看到一份所谓的“洋人照会”，要勒令她归政，更是忍无可忍，对列强宣战。但是，慈禧的决定，遭到了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的反对。他们联名电奏清廷，力主剿团乞和。并与列强订立条约，实行“东南互保”。慈禧的决心开始动摇。她一方面要求各省将军督抚认真布置战守事宜，继续利用义和团围攻使馆、抗击八国联军。另一方面，她令荣禄前往使馆慰问各国使臣；又分别致国书于俄、英、日、德、美、法等国元首，请他们出面“排难解纷”、“挽回时局”。将两广总督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准备与列强谈判。但是，八国联军并没有停止进攻。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次日凌晨，慈禧带着光绪帝仓皇出逃北京。令奕匡、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列强进行谈判。把战争的责任推到义和团身上，下令对义和团“痛加剿除”。第二年2月14日批准《议和大纲》，并发布上谕，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1901年9月7日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规定39年内赔款4.5亿两白银，惩办主战官员，拆除大沽到北京沿线所有炮台等。1902年初，慈禧与光绪帝回到北京。

慈禧与外国公使夫人合影
为了维持统治，改变自身守旧无能形象，慈禧太后在“西狩”期间宣布实行“新政”，进行经济，军事，教育，官制等方面的改革。 　　1904年，日本与沙俄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爆发了日俄战争，战场正是在中国东北，以慈禧为首的清政(蟹)府宣布中立，日俄战争的结果是日本战胜了沙俄，国内人们普遍意识到君主立宪优于君主专制，要求清政(蟹)府进行宪政改革；与此同时，国内革（蟹）命运动也愈发高涨，为了维持统治，慈禧作出要立宪的姿态。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1906年又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内容仿照德国和日本的宪法，维护皇帝“君上大权”。 　
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驾崩，经她命立醇亲王载沣子、年仅3岁的溥仪为帝，年号宣统。 　　
1908年11月15日光绪帝死后次日，慈禧因病而逝，享年七十四岁，葬于河北遵化定东陵。

生平履历

慈禧太后
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1835年11月29）慈禧出生，一般认为慈禧出生于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  今辟才胡同。 　　咸丰二年（1852年5月）（18岁），选秀入宫，赐号兰贵人。 　　咸丰四年（1854年）（20岁），晋懿嫔。（清制后宫地位共分八级，依序为：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 　　咸丰六年（1856年）（21岁），生皇长子载淳（后来的同治皇帝），当日晋懿妃。 　　咸丰七年（1857年）（22岁），晋懿贵妃。 　　咸丰十年（1860年）（26岁），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皇帝率后妃宗室重臣等避祸承德避暑山庄，命恭亲王奕忻留京与联军议和。
　　咸丰十一年（1861年）（27岁），咸丰皇帝驾崩，皇子载淳继位，以皇帝生母被尊为圣母皇太后；九月，在恭亲王奕忻支持下发动辛酉政变，两宫太后联合恭亲王，杀肃顺等八大臣，成功夺权，垂帘听政。 　　同治元年（1862年）（28岁），同治皇帝对圣母皇太后晋徽号“慈禧”。（此时同治帝年幼，实际是西太后以同治皇帝的名义给自己晋徽号） 　　同治四年（1865年）（31岁），罢议政王奕忻职务，遭洋人、宗室、大臣疑问，旋又复职。 　　同治十三年（1874年）（40岁），同治皇帝驾崩，因其无嗣；遵皇太后之意，由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继位（即光绪帝）。 　　光绪七年三月（1881年） (47岁）慈安皇太后钮钴禄氏病逝；年45岁，从此独尊西太后。 　　光绪十三年（1888年）（54岁），光绪帝大婚，翌年亲政；慈禧继续“训政”。 　　光绪十九年（1894年）（60岁），皇太后六十大寿庆典；甲午中日战争战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4岁），因光绪皇帝发起戊戌变法，皇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杀六君子、囚光绪，后重行训政。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6岁），因义和团发起庚子拳乱，导致列强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帝后被迫离京，前往西安避祸。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67岁），辛丑条约签订后，两宫回銮；皇太后及皇帝下诏罪己、行庚子新政。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74岁），光绪皇帝驾崩后一天，皇太后于11月15日下午五时病逝，后葬于定东陵；大行皇帝无嗣，由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其子溥仪为帝（即后来的宣统皇帝）。 　　皇太后叶赫纳拉氏生前死后得到的谥号全称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谥字23字，连皇后共25字，谥号长度超过清朝开国皇后孝庄，及孝德与孝贞两位正宫皇后，为清代及中国历代皇后中之最。 　　1928年，军阀孙殿英借演习之名，率其部下盗掘了金碧辉煌，极尽奢华的慈禧定东陵。

为政态度
顽固派中心
19世纪60至90年代，清王朝的一部分中央和地方官员主张学习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训练新军，购买枪炮、军舰，发展中国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们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奕欣、文祥，在地方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尽管他们的改革没有触及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但是，在顽固派看来，却是“用夷变夏”，违背了祖宗成法和圣贤古训。所以，洋务运动一开始，就遭到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中，慈禧熟悉政治手腕玩起了平衡策略，一方面，支持以奕欣为首的洋务派，另一方面，又扶植顽固派以牵制洋务派。 　　
1866年12月，奕奏请在同文馆内添设分馆，招收科举出身的人员学习天文、数学。大学士倭仁亲自出马，上书慈禧，坚决反对。慈禧又让他到主持洋务的总理事务衙门行走。倭仁一向痛恨洋务，现在要他去办洋务，感到是对自己侮辱，再三推辞，慈禧却不肯收回成命，弄得这位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十分难堪。他到上书房给同治帝讲课，有所感触，不禁流下了眼泪。倭仁最后以养病为理由，奏请开缺。经慈禧批准，免去他的一切职务。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光绪锐意变法。变法和反变法的斗争非常激烈。1898年6月11日，慈禧面告光绪：“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于是，光绪发布了由翁同龢起草的《定国是诏》，把讲求西学，变法自强，作为清王朝的国策，使维新运动取得了合法地位。但是，这次变法，涉及了清王朝的政治体制，而慈禧改革底线是祖宗之法不能变。随着变法的深入，慈禧和维新派的分歧越来越大。特别是康有为建议的仿先朝开懋勤殿一事，选举英才，并邀请东西洋专门政治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革之事全盘筹算，然后施行，更是慈禧所不能接受。当光绪向慈禧提出这一请求的时候，“太后不答，神色异常。”从慈禧的表情，光绪感到变法已出现危机。为了使变法能进行下去，康有为、谭嗣同等密谋策划，争取正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以所部新建陆军入京，围颐和园，逼迫慈禧退出政治舞台。由于顽固派势力强大，袁世凯又是一个投机胆小圆滑分子，根本不可能站在维新派一边。因此，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失败了。

主战与求和
慈禧的一生，经历了从1840年至1900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5次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她还是一个5岁的孩子。第二次鸦片战争，她已是咸丰皇帝的懿贵妃。以后的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她则是清王朝的最高决策者，从慈禧的主战与求和，可以看出慈禧与帝国主义关系的变化。 　　1860年9月21日，清军在八里桥之战中遭到失败，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决定逃往热河避暑山庄。当咸丰即将出发的时候，懿贵妃极力谏阻，请求咸丰留在北京，继续抵抗。为此，她触怒了咸丰，差一点引来杀身之祸。奕欣与英法联军签订《北京条约》，懿贵妃深以为耻，劝咸丰废约再战。因为咸丰病危，只好作罢。 　　中法战争爆发后，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非常激烈。慈禧将清军的接连失利归罪于奕欣的“因循委靡”，免去他的一切职务，其他4位军机大臣也全部罢免。但是，清政(蟹)府内部的和战之争并未停止。1884年8月23日，法国军舰向福建水师发动突然袭击，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慈禧谕令对法宣战，并将继续坚持和议的张荫桓等6位总理衙门大臣革职。1885年2月，法军攻占谅山，慈禧转向主和。镇南关的失守，慈禧更丧失了对战争胜利的信心。授权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英国人金登干到巴黎与法国外交部秘密议和。1885年4月4日，授权金登干与法国政(蟹)府签订《巴黎停战协定》。6月9日，又授权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签订《中法新约》。 　　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初十，是慈禧的60岁生日，准备在颐和园大规模的进行庆祝。除了在颐和园大兴土木之外，还在从紫禁城西华门至颐和园东宫门跸路所经分设60段景点，建造各种形式的龙棚、经坛、戏台、牌楼和亭座。此时中日战争爆发了。中外舆论认为，中国必胜。光绪主战，慈禧亦主战，“不准有示弱语”。但是，当有人提出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景点，移作军费的时候，慈禧却非常生气，说，“今天谁让我不高兴，我就要他一辈子不高兴。”后来，清军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失利，北洋水师在黄海之战中又遭受严重挫折。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六旬庆典，慈禧希望外国出面干涉，尽快结束战争。她支持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以各种借口，打击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由于形势日益紧张，她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所有庆辰典礼，着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在金州、大连相继陷落，旅顺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慈禧在紫禁城内的宁寿宫度过了她的60岁生日。1895年2月7日，威海卫日舰及炮台夹攻刘公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伊藤博文签订了《马关条约》。 　　义和团运动刚刚在山东兴起，开展“灭洋仇教”的反帝斗争的时候，慈禧是主剿的。她多次谕令地方督扶“实力剿捕，毋得养痈贻患。”由于义和团的迅猛发展并进入北京，各国驻华公使在照会清政(蟹)府强烈要求镇压义和团之后，又不顾清政(蟹)府的反对，坚持调兵进京，在使馆官员的指挥下，肆意抓捕、驱赶、枪杀甚至炮击义和团及中国居民。统治集团内部，以载漪、刚毅、徐桐为代表的顽固派，主张招抚义和团，抗击列强。而奕欣、王文韶、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中央和地方官员，则主张痛剿义和团，避免列强的武装侵略。因为“外国人欺我太甚”，慈禧早已耿耿于心，对顽固派的意见非常欣赏。同时，她看到一份所谓的“洋人照会”，要勒令她归政，更是忍无可忍，决意宣战。就在这一天，八国联军已经攻占大沽口炮台了。6月21日，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对各国宣战的诏书。但是，慈禧的决定，遭到了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的反对。他们联名电奏清廷，力主剿团乞和。并积极活动，与列强订立条约，实行“东南互保”。慈禧的决心开始动摇。她一方面要求各省将军督抚认真布置战守事宜，并继续利用义和团围攻使馆、抗击八国联军。另一方面，她令荣禄前往使馆慰问各国使臣，并于北玉河桥树立木牌，牌上大书“钦奉懿旨，保护使馆”。又分别致国书于俄、英、日、德、美、法等国国家元首，请他们出面“排难解纷”、“挽回时局”。将两广总督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准备与列强谈判。但是，八国联军并没有停止进攻。8月14日，进入北京。次日凌晨，慈禧带着光绪，在2000余名兵勇的护卫下仓皇出逃。令奕匡、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列强进行谈判。把战争的责任推到义和团身上，对义和团“痛加剿除”。经过几个月的反复交涉，除了参加侵略的俄、英、美、日、德、法、意、澳八国之外，又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共同拟定了议和大纲12条。12月22日，李鸿章从美国使馆抄得一份材料，立即电告军机处，转呈慈禧。慈禧看到没有将她列为祸首，也没有要她归政光绪，如获大赦。当天就电复奕匡、李鸿章，大纲12条，原则上照允。并发布上谕，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为了尽快地达成和议，全部接受列强提出的条件。1901年9月7日，奕匡、李鸿章代表清政(蟹)府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

慈禧徽号
1862年（同治元年），上徽号“慈禧”； 　　
1872年（同治十一年），因为同治皇帝大婚，上徽号“端佑”； 　　
1873年（同治十二年），同治帝载淳亲政，上徽号“康颐”； 　　
1874年（同治十三年），同治帝因为遇到“天花之喜”，而两宫太后“调护朕躬，无微不至”，“朕心实深欣感”，决定为两宫皇太后上徽号，但二十天后同治驾崩，上徽号仪式没能进行； 　　
1876年（光绪二年），光绪帝即位，连同上次给两太后各上的徽号，一共四字。慈禧的徽号由此又加上了“昭豫庄诚”； 　　
1889年（光绪十五年），光绪皇帝大婚，上徽号“寿恭”； 　　
1889年（光绪十五年），光绪皇帝亲政，上徽号“钦献”； 　　
1894年（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上徽号“崇熙”

老佛爷称号的由来

慈禧太后
说法一：光绪初年，慈禧太后刚满40岁，她为了达到二度垂帘听政的目的，曾使用了种种手段，但慑于朝中有人反对，终日心中不乐。心腹太监李莲英猜知真心事，便令人在万寿寺大雄宝殿的后面建了一座佛。 　　建成之后，李莲英速去禀告慈禧，说：“听说万寿寺大雄宝殿常常有双佛显  
光，这是大吉大利之兆，奴才想请太后驾临前往观看。” 慈禧听罢感到十分惊奇，便起驾出宫。出西直门下高梁桥，坐上皇船，沿长河，直到万寿寺（今北京艺术博物馆）。慈禧上了码头，进了山门，直奔大雄宝殿而来。进得殿来，见供奉的依然是原来的三世佛，不觉勃然大怒：“明明是原来的三世佛嘛，哪来的双佛显光？” 那个时候，奴才欺骗主子是要杀头的，但李莲英心中有数，忙说：“太后息怒，请您后殿御览。” 　　慈禧太后慢慢悠悠转到三世佛后，果见一慈眉善目的观世音坐在殿中央，此寺方丈住持，还有慈禧的文武大臣也在这里。这时，李莲英喊道：“老佛爷到。”其他人即刻跪伏高呼：“恭迎老佛爷！” 慈禧见状明白了一半儿，但她故作不解问道：“你们迎接的是哪位老佛爷呀？”李莲英他们答道：“就是迎接太后您老佛爷呀！”“您就是当今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啊！”“如今先皇晏驾，新皇尚幼，国不可一日无主，臣民们请您垂帘料理朝政，您可要救庶民于水火之中啊！”一席话说得慈禧心花怒放。自此，老佛爷这个称呼便从万寿寺传遍京城，举国上下，都称慈禧为“太后老佛爷”。慈禧也就心安理得地垂帘听政了。 　　据说这个观世音是李莲英让人按慈禧的模样塑造的，后来慈禧来万寿寺焚香礼佛，卜签求寿，由于对此观世音非常赏识，还穿上了寺里方丈为她准备的观音衣服，李莲英扮作护法神韦驮，双手合十，横杵于腕上，俩人还在这个佛像前照了张像，曾经有人见到过此照片。 　　说法二：中国历史上历代帝王除了有“庙号”、“谥号”和“尊称”以外，有些帝王还有“特称”。如宋代皇帝的“特称”叫“官家”，明代皇帝的“特称”叫“老爷”，而清代皇帝的“特称”则叫“老佛爷”。在有些历史小说，电影、戏曲中，把慈禧太后称作“老佛爷”。实际上，“老佛爷”的称呼不是慈禧专用的，清朝各代皇帝的特称都叫“老佛爷”。清朝帝王之所以用“老佛爷”这个称呼，是因为满族的祖先--女真族首领最早称为“满柱”。“满柱”是佛号“曼殊”的转音，意为“佛爷”、“吉祥”。后来，有的显赫家族，世袭首领，起名就叫“满柱”。满清建国后，将“满柱”汉译为“佛爷”，并把它作为皇帝的特称。

文化水平

　　慈禧入宫前在家里受过家庭教育，会满汉双语，帮助咸丰批示奏折后加强了语言学习和对军国大事的了解，辛酉政变后，给事中孙楫向两宫太后奉上明朝张居正编辑的《帝鉴图说》作为小皇帝载淳的启蒙教材，该书语言浅显，图文并茂，不仅适合小皇帝读，也很合慈禧胃口，于是，她将此书留下，作为自己每天的阅读功课。后来，江南道监察御史徐启文建议：“将列圣实录、宝训择其简明切要者，恭纂一编；将汉唐以来，母后临朝的各种史实，择其法者可戒者，不假修饰，据史直书，汇为一册，恭录进呈。”，慈禧当即谕令南书房、上书房、翰林院马上编辑，据史直书，简明注释，以备御览。五个多月后，该书编成，慈禧大加赞赏，赐名《治平宝鉴》，并经常由大臣们隔帘讲解，慈禧从中学到了更多权术。  
　　慈禧一生还爱读《诗经》和《资治通鉴》，平时还注重书法绘画陶冶情操（不过很多人怀疑是其老师缪嘉惠代笔）到了晚年慈禧还对西方科技文化感兴趣，读过《维多利亚传记》和《圣经》 　　总体来说，慈禧的文化水平在初期是不够格的，但在后天环境，慈禧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大变局下的实践不断完善自己，执政后的慈禧，尤其是在甲申年之后、迎接后来一波波数千年之变局的时候，能够胜任她所处的那个位置，就不应当存在文化水平低的情况了。

人物轶事
穷河官送驾
　　农历四月，慈禧又要搬进颐和园。她从中南海坐轿到西直门，然后在高梁河桥畔改乘“翔凤”号船，沿长河前往昆明湖。她坐在船上，还要百官沿河两岸跪送，以显示她的威风。不料在半路上却遇见一个“破车瘦马穷河官”。他因为家里窘迫，做不起朝服补褂，就用颜色纸糊了一套穿在身上。没想到这天连绵小雨把他那身假朝服，冲洗成红红绿绿，慈禧一见很是扫兴，想大发雷霆，又怕张扬出去，更加丢脸；只好假装没看见。就这样，小河官才拣了一条命。
张勋保驾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慈禧偕光绪逃往西安。慈禧出京的时候，张勋随从保驾，“回銮”后，慈禧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他。按照规矩，被慈禧召见的旗人应自称“奴才某某”，汉人应自称 “臣某某”。而张勋上殿跪下后说一个“臣”字，下面却一时忘掉自己的姓名。他抬头看见殿上匾额写着“仁寿殿”，就拍拍自己胸脯伸出大拇指说“臣仁寿殿，……”当时殿上的人想笑又不敢笑。按理说，这是失礼，应受处罚的，慈禧却若无其事地问他几句话便让他回去了。
首个殉职记者
　　《中俄密约》的内容公之于众后，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全国人民群情激愤，纷纷斥责清政(蟹)府的卖国行径，进一步促进了全国范围内革（蟹）命运动的深入开展，清政(蟹)府则陷入了非常难堪的狼狈境地。在国内外强大舆论的压力下，清政(蟹)府不得不放弃签订《中俄密约》的计划。 　　恼羞成怒的慈禧太后极其残忍地下令将记者沈荩“斩立决”。后因惧怕行刑会影响慈禧太后的生辰“庆典”，慈禧太后这才发布懿旨：“着即日立毙杖。” 　　7月31日（阴历六月初八），刑部大堂8个狱卒手拿特制的大木棍，准备行刑。沈荩面对狱卒，大声说道：“快些了事！”于是，8名狱卒轮流捶打沈荩的四肢和背部，时间长达4个小时之久。沈荩被打得血肉横飞，“骨已如粉”，其状惨不忍睹，但沈荩自始至终“未出一声”。这时，堂司以为沈荩已死，下令停止捶打。不想这时沈荩用微弱的声音说道：“速……用绳绞……”见沈荩还没有死，堂司又下令“以绳勒其颈，而始气绝”。 　　于是沈荩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殉职记者。

对现代化的看法
　　孟心史的《明清史论著集刊》中有一篇《记陶兰泉谈清孝钦时事二则》，是很有趣的文章。它报道了早在1903年、整整75年前的光绪癸卯，中国铁路史上的两项新工程。那时芦汉铁路北段已经工竣，又增修了由京至芦、和由高碑店至易县的两节。当时芦汉路的督办是鼎鼎大名的“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北洋大臣则是袁世凯。陶兰泉（名湘，是有名的藏书家）则是盛宣怀委派办理颐和园装电灯和芦汉路北京事务局的大员，算得上极时髦的洋务好手。 　　那是75年前，修铁路和装电灯都是地道的现代化新事物。这两项新建设都是在西太后关怀之下进行的。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位皇太后对现代化的兴趣与关心，但也不能不注意她的特别动机。装电灯是为了在颐和园里更酣畅地享乐，白天玩不够，晚上再来玩，这时候电灯比起蜡烛之类可就显出猴岛的优越性来了。修铁路则是为了上坟——恭谒西陵。总之，西太后的“洋为中用”和我们今天的理解是天差地远的。

慈禧油画像
孟心史记述道： 　　
兰泉承宣怀旨，车中备铁床、茵褥枕被。花车原有卧榻置不用，计吸鸦片烟非此不适故耳。床横置，面车窗，以巾幔，围之。……床侧一门，启之即如意桶。如意桶者，便溺器也。底贮黄沙，上注水银。粪落水银中，没入无迹。外施宫锦绒缎为套，成为绣墩。 　　看看这些办法，实在也不能不佩服陶兰泉的干练，确有一些创造发明的真功夫。花车的卧榻无论怎样讲究，抽起鸦片来总显得逼仄，转动不便。现在换为铁床，难怪总管太监李莲英事先审查时，要连呼“晓事”了。不过这一点，是常人也还可以想到的。出色的是用水银铺底的如意桶。那构思之奇妙，真是常人所不能了。中国的水银矿开采，历史不能说不久。但除了用来做防腐剂，使尸体不坏（通称“水银葬”）外，只有这一用法最为别致，是连洋人也不曾想到的。 　　西大后重视现代化的事例当然远不只此。去过颐和园的人，大抵都看到过一处十分高大的楼阁式的戏台，这也是当年西太后试验现代化手段的地方。这座戏台是有转台的装置的，而且在高空还有种种特别设备。不但舞台场面可以快速转换，避免了落幕换景等等麻烦；连天兵天将的从空而降，也毫不费力。这自然是机械化的结果。可惜这座戏台久已废弃不用，我虽多次参观，都不曾见过那实际应用。只是从老太监之流的口中，听到“老佛爷”在这儿看戏看得如何开心之类的回忆而已。 　　总之，西太后的关心现代化、重视现代化，是无疑的。而现代化又是要从洋人那里学来的。而从辛酉以来，她对洋人的态度就有了确实的变化。她深知“外患固宜亟平，内忧尤当早虑”的道理，而“海疆不靖”，则是由于“在事王大臣筹画乖方所致”。她看出，花了大笔银子去建设海军，不是个好办法；还不如用这笔钱来造颐和园，就在这园里搞“现代化”玩玩来得稳当、实惠。

历史评价　　
慈禧执政期间，始终拒绝改革落后的满清专制的统治体制。在列强纷争的年代中，不断制定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不断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从而使得中国一步步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同时，慈禧不思强国富民之道，反而将维持统治地位的稳定为第一目标，甚至提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列强之欢心”的方针。 　　虽然汉人官僚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为了恢复中国国力，维护中国利益作出了贡献，以至于满清后期出现了中兴的起色。然而慈禧作为最高权力责任者，始终拒绝变革拒绝立宪，加倍收刮汉人提高税收，拒绝取消维持了300年的旗人的俸饷，拒绝立宪。甚至将自己的享乐优先于国家民族利益，挪用北洋水师的军费建造颐和园。堂堂然说出“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辞令。以至于甲午战败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使得中国在列强纷争的年代中再无中兴之可能。 　　甲午之后，慈禧不仅不思变革，反而对内施行更加荒谬的愚民政策，同时又加倍疯狂镇压民众，大量捕杀进步人士，以维持满清的统治。为维持满清专制，甚至愚昧地挑动义和团进行扶清灭洋运动。在愚民愚政的义和团失败下，引来了八国联军。最终签订了《辛丑条约》，使得中国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国运衰败近百年。

正面评价
　　慈禧政治手腕堪称毒辣干练，尤其擅长操弄亲贵朝臣之间的权力平衡，以维系清廷的绝对统治。其当权时期，清廷的中央集权以及中国主权面临来自内部及外国的种种威胁，她从捍卫清帝国权威及其本身权力的立场出发，所作之举措收效虽不尽成功，但放在历史脉络下做持平之论，多数允称合理。为因应自鸦片战争以来，来自欧美列强的挑战，以及镇压太平天国等民间反抗势力，慈禧皇太后重用李鸿章、张之洞等汉族重臣，在地方上开办洋务运动，是中国发展近代化工业的开始。在洋务自强运动成果的支持下，清廷得以弭平内部反叛势力，在帝国体制下维系中国相对稳定的局面，并且建设近代化陆海军军备，造就“同治中兴”的气象。[6] 　　也有人开始认为，慈禧的改革手段其实非常高明，百日维新改革速度过快，根本只是一场闹剧，不可能成功。在庚子年一场大祸之后，慈禧皇太后意识到时局已不容她坚持帝制传统，所谓的“祖宗成法”，乃容许清廷推展多种新政措施。庚子后新政牵涉多端，其中荦荦大者包括：官制改定、代科举以新式教育，甚至立宪准备。社会改革方面，显著者有：禁止妇女缠足等。 　　总结慈禧执政四十八年中，对于政务掌握相当严格，即使在病中亦然。在她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勉力维系并且牢牢掌控着中央集权帝国的局面，中国因得免于陷入割据乱局。 　　此外，慈禧太后家人除袭“承恩公”一虚爵外，并无家人能干涉朝政。相对当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歪风，慈禧于这方面尚算公私分明。

负面评价
个人的人格方面，从宫廷斗争中夺得政权。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避暑山庄后，甫成为皇太后的叶赫纳拉氏，联合恭亲王奕等皇室近支，发动政变从以皇室远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为首，实际以能臣肃顺为核心的顾命八大臣集团手中夺得政权，并将其中三位（载垣、端华、肃顺）处死。后为建立及维系其独裁权力，慈禧皇太后对于政敌之整肃绝少留情，即使对亲生儿子同治皇帝，以及继位皇帝光绪皇帝的操控及管制，亦极为高压严峻。 　　从中国国家主权的角度出发，许多人对慈禧当政的结果做出负面评价。包括1885年在对法战争中赢得镇南关大捷，并成功阻止法军登陆台湾的优势局面下，却以主动求和、签订令清帝国丧失安南宗主权的中法天津条约来结束战争。此外，令中国丧失重大利权的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1901年辛丑和约等之缔结，肇因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战败，以及1900年庚子拳乱之大祸。慈禧的执政及决策，于此二事件之发生，均有不可推卸之责任。慈禧虽然政治上非常干练，但其最高目的仍然是维系满清的对中国的统治。以上列举的数次丧权辱国的战争结果，并非一定如此，其中镇南关大捷后的乙酉清法战争以及中日甲午战争都是继续战争比接受议和的耻辱条件要更加有利，但继续战争的结果虽然会击败当时国内一片混乱的法国，或在甲午时拖垮当时国力即将穷尽的日本，使中华民族有个更好的结果，却很可能会让满清中央政(蟹)府因为持久战乱而失去权威垮台。慈禧的选择，一直是以妇人之短见议和与接受耻辱，这在体现其政治之干练的同时，也多次恶化了近代中国的前途。此外慈禧个人于早年当政之初尚知节俭与励精图治，但后来即日渐奢靡。举凡重修圆明园（后为恭亲王等大臣所阻)、清漪园（即后来的颐和园）与筹办万徇寿诞等均耗费大量银两。上述之事虽非均由慈禧之意而兴，但对于皇帝及臣工等对其进行讨好之作为，慈禧并不加以劝止却反而多有纵容。甚至庚子事变后中国面临辛丑和约的巨额赔款时，其奢靡之风仍未见明显收敛。无形中使晚清已捉襟见肘的财政问题更加恶化，民生凋闭。

史书评价
　　《清史稿》：及文宗末造，孝贞、孝钦两皇后躬收政柄，内有贤王，外有名将相，削平大难，宏赞中兴。不幸穆宗即世，孝贞皇后崩，孝钦皇后听政久，稍稍营离宫，修庆典，视圣祖奉孝庄皇后、高宗奉孝圣皇后不逮十之一，而世顾窃窃然有私议者，外侮迭乘，灾祲屡见，非其时也。不幸与德宗意恉不协，一激而启戊戌之争，再激而成庚子之乱。晚乃壹意变法，怵天命之难谌，察人心之将涣，而欲救之以立宪，百端并举，政急民烦，陵土未乾，国步遂改.

慈禧陵墓

慈禧定东陵隆恩殿
　　
不甘心与慈安同等级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中，依慈禧的身份、地位，理应稍逊正宫皇后慈安一筹，在陵寝规制上也会有所体现，这样才能体现等级差别。然而，鉴于慈禧的特殊身份，本来设计的陵墓无论在规制与质量上都与慈安难分伯仲，她本应心满意足。但是，慈禧并不满足，无限膨胀的自大心理与无法遏制的贪欲，使她不能甘心于与慈安比肩。既然在葬位的选择上必须屈于慈安之后，就要在陵寝的建筑与装饰上超过慈安，以显示她的与众不同。慈禧陵的重修工程历时十三年，直到她死前才告结束。重建后的隆恩殿与东西配殿，在建筑材料的贵重、工艺的精湛、装饰的奢华等方面均居于清朝皇后陵寝的首位。即使是与清朝皇陵相比，某些皇陵也要比她逊色很多。她的随葬品之奢华也令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慈禧的随葬品分为两部分：生前置放于墓中金井里的珍宝与下葬时的随葬珍品。 　　慈禧死后，又将穷其一生巧取豪夺的奇珍异宝，聚集棺中。据清宫档案《大行太皇太后升遐纪事档》记载，慈禧生前先后向金井中放了六批珍宝。而下葬时随葬的珍宝究竟有多少？他的心腹太监李莲英亲自参加了慈禧棺中葬宝的仪式。据他和侄子所著的《爱月轩笔记》记载：慈禧尸体入棺前，先在棺底铺三层金丝串珠锦褥和一层珍珠，共厚一尺。慈禧尸置荷叶、莲花之间，头部上首为翠荷叶，满绿碧透，精致无比，叶面上的筋络不是雕琢之工，均为天然长成；脚下置粉红碧玺莲花。头戴珍珠凤冠，冠上最大一颗珍珠重四两大如鸡卵，价值一千万两白银，是件世间难得的瑰宝。身着金丝串珠彩绣袍褂。她盖的衾被上有珍珠堆制成的大朵牡丹花，手镯是用钻石镶成的一大朵菊花和六朵小梅花连贯而成。身旁放金、红宝石、玉、翠雕佛爷二十七尊。脚下两边各放翡翠西瓜、甜瓜、白菜两棵，那翡翠西瓜为绿皮红瓤黑籽白丝；翡翠甜瓜一个是青皮白籽黄瓤，一个为白皮黄籽粉瓤；两棵翡翠白菜，都是绿叶白心，菜心上伏着一个满绿的蝈蝈，菜叶旁停落着两只黄色马蜂。慈禧尸身左旁，放着一枝玉石制成的莲花，三节自玉石藕上，有天然的灰色泥污，节处生出绿荷叶，开出粉红色莲花，还有一个黑玉石荸荠。尸身右侧，放着一枝玉雕红珊瑚树，上绕青根绿叶红果的蟠桃一枝，树顶处停落一只翠鸟。还有宝石制成的桃、李、杏、枣二百多枚。身左放玉石莲花，身右放玉雕珊瑚树。另外，玉石骏马八尊，玉石十八罗汉，共计七百多件。安葬完毕，又倒进四升珍珠和红、蓝宝石二千二百块，填补棺内空隙；四升珍珠中有八分大珠五百粒、二分珠一千粒、三分珠二千二百粒；宝石与珍珠约值银二百二十三万两。而按“内务府簿册”载，殓入棺中的珠宝玉器无论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极为惊人，几乎是一个“珠宝玉器大全”。这些珍品，均系天然材料雕成，单是选料就极为难得，更不用说构思之匠心独运，雕琢之巧夺天工了。这一棺奇珍异宝的价值，据当时人估计，不算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私人的奉献，仅皇家随葬品入账者，即值五千万两白银！至于这些珍宝的艺术价值，那就更是无法估量，可谓价值连城。慈禧太后这一具棺椁，其珍宝之多，贵重之巨，堪称世界之最了。 　　1928年6月，河南军阀孙殿英以剿匪为名，深夜时直奔清东陵。工兵爆破墓室，炸开慈禧太后明楼下洞门里的金刚墙，打通了进入地宫的通道，撞开石门后进入墓室。 　　慈禧棺内底部铺金丝织宝珠锦褥，厚七寸，下面缀大小珍珠一万多粒，红光宝石八十五块，白玉二百多块，锦褥上有一层绣满荷花的丝褥，上铺五分重的珍珠二千四百粒。慈禧尸体上盖一条织金的陀尼经被，明黄缎底，捻金织成，织有汉字陀罗尼经文二万五千字，缀有八百多粒珍珠。头上的凤冠由无数珍珠宝石嵌成，其中仅一颗珍珠就价值白银约一千万两。 　　尸体周围的大件珍宝有：九玲珑宝塔、翠玉佛、翡翠西瓜、蝈蝈白菜、红蓝宝石、祖母绿宝石、玉石、红珊瑚树、墨玉荸芥等不计其数，均去向不明。慈禧太后的牙被撬开，口中所含的夜明珠，分开时是两块透明无光的珍珠，合拢时就是一个圆珠，射出一道绿色寒光，夜晚百步之内可以照见人头，十分清晰。
　华北出版的《时事白话》中有一起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慈禧墓被打开后，尸体还被孙殿英的士兵侮辱。 　　盗陵案被报道后，举世震惊，各界满洲权贵纷纷通电谴责，要求严惩凶首孙殿英，追回珍宝。蒋介石下令阎锡山查办盗陵案。孙殿英将乾隆颈项朝珠中最大的两颗朱红朝珠送给戴笠，再托戴笠将一柄九龙宝剑送给国民政(蟹)府领袖蒋介石；又将翡翠西瓜送给宋子文；将慈禧口中的夜明珠送给宋美龄，宋美龄将夜明珠缀在了绣花鞋上。此后，孙殿英不仅逍遥法外，照旧领兵当官， 而且日后步步高升，直至升到先遣总司令；所捕获的重犯谭温江也被保释出狱， 继续当他的师长。这种反常现象正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由于在慈禧死后十九年，她的“万年吉地”被军阀孙殿英炸开，不但尸骨尽遭暴露、羞辱，随葬的奇珍异宝也被洗劫一空。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老佛爷”，只留下孤独的荒冢任后人评说。

  定东陵地宫

慈禧出生何处？专家：山西长治说证据最全

80岁高龄的清史专家、文博研究员于善浦，以其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清东陵研究清史的积累，自筹资金策划了《今人说慈禧》展览。5月2日，该展在河北省遵化市清东陵的慈禧陵展出。
　　
　　于善浦著有《清东陵大观》《乾隆慈禧陵盗案真相》《清代帝后的归宿》等著作，享誉海内外。
　　
　　5月3日，本报记者与于善浦取得联系，并于当晚前往北京，次日中午直奔清东陵。走进慈禧陵东配殿，步态矫健、神采飞扬的于善浦，丝毫不像八旬老者。一见面，他就向记者详细讲解展览情况。
　　
　　展览内容包括慈禧出生地、慈禧的照片、慈禧的养颜术、慈禧的生活、慈禧的印玺和书画、慈禧的智谋、慈禧大出殡、慈禧陵被盗真相、内棺清理、地宫遗物等，很多都是首次面世的珍贵照片。很多人把发展的必然，都归罪于慈禧，否定慈禧48年的作为，讥讽她是无冕的女皇，她的功过，留给后人去评说。这里以“存史求真”的原则，所展示的是慈禧的宫廷生活，以及陵墓建造、守陵人家和慈禧陵墓被盗的真实。
　　
　　名人出生地，向来就是一个热门话题，近年来关于慈禧出生地有多种说法，如北京说、山西绥远说呼和浩特、山西长治说、安徽芜湖说、浙江乍浦说、甘肃兰州说等。
　　
　　于善浦认为，山西长治说的证据最全。2011年，持山西长治说的刘奇出版了《真实的慈禧》一书，明确指出慈禧原是汉人，1835年生于长治县西坡村一个贫穷的王姓汉族农民家中，名王小慊，双脚心各有一个瘊子，人们常说“脚心瘊，住高楼”，一定大福。她3岁丧母，家境贫寒，上有奶奶，下有弟妹，父亲忍痛将小慊卖给长治高河上秦村宋四元，改名宋龄娥，7岁上学，9岁会写字，聪慧过人。可惜好景不长，天灾人祸降临，大旱之后又遇涝灾，宋四元不得不将小龄娥卖给潞安知府惠征。惠征为满洲正蓝旗，叶赫那拉氏。由于龄娥很得惠征夫人喜爱，被收养为干女儿，更名改姓为叶赫那拉，小名兰儿，并在府衙西花厅为她设书房。“咸丰三年，她以叶赫那拉惠征之女身份入宫，一步步成了皇太后。与之相呼应还有大量的物证，口传、实物和文献，各种证据共达38项。”从目前的证据看，于善浦更倾向于山西长治说。
　　
　　为此，于善浦专门去了一趟长治。“以前我们就知道刘奇研究了20年慈禧，花了很多心血，于是在2011年10月间，我们到山西、河南考察时，去了长治的上秦村慈禧娘娘院、上党门慈禧书房院，并专程拜访了刘奇。他讲了自己多年的研究工作——成立了慈禧童年研究会，很多人都为他作证，也曾办过一个展览，在全国巡回展出。我说，自己正好也在筹备展览，但关于慈禧出生地的资料空缺，他就给我提供了一些。刘奇非常希望有个知音，能与他共同研究慈禧。”于善浦还得知，2010年2月的一天，叶赫那拉惠征五辈孙那国宏在长治与刘奇会面，那国宏明确表示“慈禧太后是长治人，惠征是慈禧的养父”。这样一来，山西长治说就更有说服力了。
　　
　　那国宏说过，要在长治组建一个慈禧研究基地和一个慈禧，尽快出一本记述慈禧一生经历的中英文对照精装书，开发制作与慈禧健身、养颜、绘画、戏曲等相关系列产品……研究慈禧、开发慈禧的事业是一个浩大工程，很有意义，希望携手共同把这一事业一步步向前推进，为长治、山西乃至全国人民造福。
　　
　　当时，于善浦也向刘奇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如1984年曾参与开棺检验慈禧遗体。“开棺后，我看到，她的身上盖着一个黄缎子被。因为1928年东陵盗宝案，她的上衣已被剥光，但尸身基本完整，小黄布包里还放有她的指甲和牙齿。此外仅遗留有织金陀罗尼经被、福字夹袄、团金寿字袍、佛字龙袍、荷花褥、珍珠花盆鞋、枕套、背心长袍等几件衣物，原本镶在上面的珍珠也都被盗走了。这些盗陵剩下的随葬品皆堪称亮点，上世纪80年代曾展出多年，邓(蟹)小(蟹)平还到这里参观过，但目前一直在库内存放，一般人无法看到。”
　　
　　他清楚地记得，自己亲自丈量过慈禧的脚及袜子，足底长为19.5厘米，说明很有可能是缠过小脚后又放开的，“很多见过慈禧的人也说，她有一双‘半落子’脚缠过又放开的小脚，这也可以证明慈禧本是汉人，因为汉女是缠足，满女是天足”。
　　
　　于善浦之所以将此次展览的题目定为《今人说慈禧》，就是为了按照现代人观点，客观地评价慈禧的一生。
　　
　　他这样评价慈禧：“慈禧是全世界注目的人物，是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人，是一位罕见的政治家。用当代时尚的词语讲，慈禧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女强人。慈禧的一生，正处在内忧外患新旧交替的动乱年代。她身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三次垂帘、两次训政，在长达48年之间，立了同治、光绪、宣统三位皇帝，做了许多前人未曾做过的事。她是第一位倡导改革开放支撑天下的女人。她的勤奋理政，以及处理对外战争、对内动乱的策略，都显示了她的才干，令朝上朝下的人无不折服。”
　　
　　于善浦认为，现在，人们对慈禧的总体印象是负面的。实际上，慈禧执政期间，一直引进西方技术，试图改良帝制，起用有才能的汉人官员。在当时的朝廷带领下，清朝走出了迈向工业化的第一步，建设自己的铁路和工厂，这个时期，被称为“同治中兴”。事实是，后来清朝一直被外国压制，慈禧拍案愤起向列强宣战。否则，何来后面的战败和反复赔偿，不打仗马上投降的话，历史恐怕就要改写了。
　　
　　慈禧从当政到74岁去世，一直受到清廷上下的尊重，所以在世时被人们尊称为“老佛爷”，也就不足为奇了。还有一项足以说明当时受人敬仰的证据，那就是，按照清朝的制度，皇太后、皇后死后的谥号只有16个字，而慈禧死后竟然加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享受到25个与皇帝等同的美谥之词，是亘古皇后中独一无二的称号，是中国唯一被尊晋皇帝等级荣誉的皇太后，可见她在清朝帝国中的地位。
那么，在历史上，她到底做过哪些大事？在晚清民众中的威望又如何？
　　
　　咸丰八年四月初八日，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她坚决主战。1860年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帝北狩热河，咸丰十一年，咸丰病逝，同治皇帝即位。八月初一日，恭亲王奕赴热河叩谒梓宫，与慈禧、慈安两宫太后密谋辛酉政变；九月初一日，两宫太后获尊号；九月三十日宣示天下，处置了图谋不轨的肃顺等八大臣，以保卫小皇帝载淳的皇权。十一月初一日举行垂帘听政大典。
　　
　　面对现实，她注重改革，引进西方科技文明，支持洋务运动；全面推行新政，派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准备在国内搞君主立宪制；并派出中国留学生，锐意改革。当时，宫廷的地方官员主张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购置西方枪炮、军舰，用来训练新军，发展中国的军事兵工厂和民用工业，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不过，那时也有顽固保守派，以“用夷变夏”违背古训，极力反对改革封建制度，但慈禧坚持改革，洋务运动才冲破重重阻力，得以发展。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艘轮船、军舰，第一座钢铁厂，还有第一所大学，都是在她执政期间建立的。
　　
　　英国第一条铁路投入商业化运行用了40年，中国才5年；国外开发到应用发电机用了20年，中国两年不到就开始发电了。
　　
　　面对列强的入侵，慈禧敢于迎击外强的侵略。日本侵略琉球，转而侵略台湾，慈禧对琉球确实没有足够，但对台湾却指示刘铭传坚决抵抗，终使日本不能得逞；法国侵略越南进而窥视云南，慈禧暗助黑旗军抗法，宣布对法战争，最后承认法国越南却不肯割地赔款，《中法条约》是历次条约中对中国损害最轻的条约。
　　
　　英俄企图通过阿古柏军的入侵而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慈禧坚决反对，命左宗棠平定新疆，保住了清朝版图中最大一块领土。为收复伊犁，慈禧指令崇厚赴俄谈判，订约后又不满崇厚失地太多，改派曾纪泽使俄，终于从虎口中夺回大部分领土。
　　
　　三晋都市报：慈禧为何会被妖魔化，成了“卖国贼”“妖后”？
　　
　　于善浦：清朝的覆灭，是在慈禧死后三年的事，把清朝的一切劣迹，都一股脑地算到慈禧身上，是否客观？闭关锁国的大清王朝，1840年被外强欺凌，1842年签订辱国条约时，慈禧还是个孩子，后来轻易地把“丧权辱国，卖国求荣”的帽子都扣在慈禧一个女人头上，是否公正？其实，这些指责出现的历史背景，主要在戊戌维新失败到前后，1949年之后更甚。一是康梁出于保光绪的需要，而攻其一点；二是孙中山为首的革（蟹）命党人出于反清需要，而大造反满舆论；三是毛(蟹)泽(蟹)东时代在“阶级斗争”的影响下，出于对地主阶级头子的批判需要。
　　
　　三晋都市报：那慈禧对于珍妃以及变法的真实态度究竟是怎样的？珍妃是她命人推到井中的吗？
　　
　　于善浦：百余年来，海内外各种书文说，珍妃是由于支持光绪帝变法而引起慈禧太后的憎恨，才命人将其推入后宫水井中致死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置珍妃于死地者其实是皇后。珍妃受宠后，开始在政治上影响光绪帝，不但向光绪帝推荐用人，还干起卖官鬻爵之事。慈禧便将珍妃交给皇后严加管束，幽禁于宫内西二长街百子门内牢院，命太监首领看管。
　　
　　慈禧是赞成为自强而变法的，同时还嘱咐光绪帝变法要稳妥，“毋操之过蹙”。可后来光绪帝和康有为等人违背了这一原则，而且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竟预谋“围园弑后”谋杀慈禧，才导致戊戌维新改革主帅被囚禁，干将们逃亡、被杀。试想一下，对统治者来说，陷入此种境地，怎会坐以待毙？
　　
　　三晋都市报：当今，我们该如何公正地评价慈禧呢？
　　
　　于善浦：慈禧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段时期的领导者，虽然也有过，但功也是很多的。我们应该逐年地将她生平所做的事情全部列出来，一分为二地看待，公正地加以评论。
　　
　　三晋都市报：为什么慈禧的身世会成为一个谜呢？
　　
　　于善浦：当时清朝后宫对嫔妃的介绍都是非常简单的，甚至包括父亲、爷爷是谁，一般人都不知道。
　　
　　三晋都市报：您觉得长治是否应该打出慈禧故里这张名片呢？
　　
　　于善浦：我认为，当地应该对此重视起来，存实求真，摆出有力证据告知世人，并进一步借这位世界级名人造福当地人民。

慈禧太后能统治中国47年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慈禧太后

1861年11月，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联合发动辛酉政变，此后三度垂帘听政，直至1908年去世，统治中国长达47年之久。人们大多认为，这是由于慈禧太后善于玩弄政治权术，具有翻云覆雨、为人阴狠、手段毒辣等独特政治手腕。其实，这些并非重要、更非根本的政治原因。晚清皇统继承乏人，慈禧太后的特殊政治身份，特别是慈禧太后妥善地处理了那拉氏家族与爱新觉罗氏家族的政治关系，才是她得以长久统治的根本原因。

皇统继承乏人的危机

慈禧太后能够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数十年之久，首先是基于清帝皇统继承乏人这一客观原因。

清王朝自天命汗努尔哈赤至宣统帝溥仪，共计12帝。这12位皇帝子女的多寡，与大清王朝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联。道光及其之前的7位皇帝，子嗣最少的雍正和嘉庆帝也有14个子女；被称之为“多子翁”的康熙帝甚至有55个子女；而到了咸丰帝，一生仅有二子一女；同治、光绪和宣统帝，竟然一生子女皆无。这就使道光以前各帝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选择余地较大。而自咸丰开始的三位皇帝，少子或无子，几乎丧失了选择余地或可能，出现了皇位继承乏人的危机。

清朝最后几位皇帝寿命之短促，则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危机。道光以前各帝，除顺治帝情况较为特殊，只活到24岁外，其他均活至五六十岁，甚至八九十岁。而同治帝只活了19岁，咸丰帝、光绪帝虽寿命较长，但也不过才三十几岁。

如果清帝寿命较长，其子继承皇位时一般皆已长大成人，这就至少可以在年龄方面保障新君继位后即可独自处理政务，保证皇位与皇权的平稳顺利过渡。但如果皇帝的寿命过于短促，其继承人的年龄就必然偏小，不但没有任何基本知识的储备积累和政治经验，甚至不具备是非判断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新继位的小皇帝或借重于朝廷重臣，或依赖于亲近太监，或直接依靠自己的母后，出现一段时间皇位与皇权的分离错位，这就有可能导致权臣专擅或母后外戚专政之类太阿倒持的朝局。

道光以后各帝寿命之短促，子嗣之不旺，预示着大清皇统的危机。晚清御史胡思敬在谈到光绪帝死后无嗣继位时说：“国统再绝，而家无令子，识者早知其必有乱矣。”讲的正是这个意思。慈禧太后之所以能数十年干政，与清末三位皇帝、特别是其子同治帝继位时年龄太小，不无直接关系。


特殊的政治身份与地位

慈禧太后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数十年之久，并非仅仅因其具有多么高深莫测的政治本领或手段，而是依靠其特殊的政治身份与地位。

咸丰帝死后，清廷内部实行的虽是“太后垂帘八大臣辅政，盖兼有之”的权力机制，表面看慈禧太后与肃顺等八大臣的权力是旗鼓相当，但实际上慈禧太后占据新君生母这一更有利的地位，使其在与八大臣的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朝中部分大臣也都坚持“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政治理念，大都认为只有两宫太后才是皇权的真正代表。

在以后对奕的多次贬抑打击中，慈禧太后同样很好地利用了这种正统皇权代表者的政治优势。辛酉政变以后，奕自恃有功，有时在用人行政方面，并“不商之于太后……皆由己意……独断而行”。慈禧太后曾愤愤地对他说：“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你职。”但奕并未完全把慈禧太后放在眼中，倔强而满不在乎地顶撞说：“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皇子。”但是，1865年3月底，慈禧依仗皇太后的特殊地位、君臣上下尊卑的政治伦理，突然以欺君藐上的罪名，将奕罢革，后她又以皇太后的特殊政治身份赏还恭亲王的爵职。这终于使奕不得不放下皇子亲王的架子，彻底臣服。

经过历朝历代长达2000余年的因革损易，“君为臣纲”等忠君思想已根深蒂固。环视当时的大清帝国，皇帝幼弱，亲贵如恭亲王奕、醇亲王奕者，尚不能与慈禧太后争锋，尚有何人能够与皇太后争高下、论尊卑呢？

妥善处理两大家族政治关系

外戚专权与保持皇权独立是一对势如水火的矛盾。慈禧太后则妥善地处理了那拉氏家族与爱新觉罗氏家族的政治关系，这也是她掌握清朝最高权力数十年最为根本的原因。如果将慈禧太后与唐代的武则天做一个比较，就会对此有一个极为清楚的认识。

武则天先是“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后来又正式登基称帝。不但立武氏七庙，追尊自己上五代祖皆为皇帝，大力提拔重用武氏兄弟子侄掌握朝廷内外的军政大权，而且残杀唐皇李氏的皇子皇孙。这不但引起李氏家族的全力反抗，也引起众多唐朝重臣和旧臣的强烈不满与反对。

反观慈禧太后掌握清廷最高权力的数十年间，她对爱新觉罗氏家族与那拉氏家族关系的处理远比武则天稳妥得多，朝野上下没有人指责慈禧太后对爱新觉罗氏家族不忠，其根本原因是她在两个问题上处理把握得较为得当。

第一，未予那拉氏族人以显爵重任。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的大弟照祥被封为三等承恩公，其父惠征、祖父景瑞、曾祖父吉郎阿则被追封为三等承恩公。以上封爵，皆为清廷对于皇后或皇太后家族的恩封惯例，而非“违制”的特例。其二弟桂祥，之所以在1888年被封为三等承恩公，是因其女被选为光绪帝的皇后，仍是循外戚封爵之惯例，与慈禧太后的个人意旨并无直接关系。慈禧太后之所以未对胞弟委以控制清廷实权的重任，除了与其弟缺乏才干有关之外，与慈禧太后特别关注爱新觉罗氏家族与那拉氏家族关系、不给其他人以攻诘口实的意识自觉或心理警觉不无关系。

慈禧太后临死前，遗命以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继承皇位，同时又谕命：“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即其侄女隆裕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她没有安排隆裕太后直接出面垂帘听政，而是让她退居于幕后。慈禧太后的上述安排，既是出于个人的得失私见，同时又是归还清廷最高权力于爱新觉罗氏的综合考虑。

第二，慈禧太后所选立的两任小皇帝——光绪帝载和宣统帝溥仪，都是爱新觉罗氏家族血统最近的近支亲王后代。她的独断专行，虽会引起皇室亲王和其他朝臣的不满，但没有人怀疑慈禧太后对爱新觉罗氏家族不忠或有所威胁。至于慈禧太后多次选立小皇帝，以及其与恭亲王奕、醇亲王奕等人的矛盾与斗争，皆被人理解为是清朝内部的权力之争，甚至不过是家族内部的叔嫂“家务”之争而已。

综上所述，无论慈禧太后的主观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她的确成功地使人们普遍认同其对爱新觉罗皇室是忠诚的，这应是她较为顺利地掌控清王朝最高权力长达近半个世纪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简介

王开玺，1949年生，河北辛集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晚清政治史的研究。

[sizae=4]解密慈禧太后临终遗言：女人不可预闻国政
本文摘自《向斯说慈禧》，向斯 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8

光绪三十四年即1908年，编者注，慈禧太后病势沉重，进入弥留状态。御医们手忙脚乱，开了一剂益气生津之方，想妙手回春：老米一两，人参五分，麦冬五钱，鲜石斛五钱，水煎温服。这是慈禧太后一生中最后一剂药方，可惜此方可以生津益气，但无法挽救她的老命。一个时辰后，她就命归黄泉。

慈禧太后

孝钦显皇后慈禧太后1835年－1908年，叶赫那拉氏资料图

临终前，慈禧太后郑重地说：“此后，女人不可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相违，必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

慈禧太后晚年的临终遗言，令世人震惊，也给历史留下了一团迷雾。人们一直不明白这样一个成功坐上女皇交椅的铁血女人，这样一个有效控制大清王朝长达半个世纪的铁腕太后，何以最后留下这样的遗言？这是一个历史之谜，人们迷惑不解。仔细想来，一个王朝的命运如同个人的命运一样，仿佛都是上天的安排。细读慈禧太后的临终遗言，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首先，慈禧太后心里知道，大清王朝将会在她的手中寿终正寝。作为大清的当家太后，她当然知道流传盛广的叶赫那拉氏家族祖宗的遗言，仿佛冥冥之中，叶赫那拉氏家族的神秘之手选中了她作为大清帝国的终结者。她自负、坚定，充满智慧，在她的铁腕统治下，大清王朝的精英人物都心甘情愿地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特别是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三人，都属羊，这三个充满欲望、精力过人的男人，好象是上苍赏赐给她这个属羊的女统治者的珍贵礼物，他们以男人特有的魄力、智慧和勇敢辅助她，使她能够顺利执政长达48年之久，将风雨飘摇中的帝国大厦牢牢地稳定在这块古老的东方土地上。可是，她走之后，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内忧外患，千疮百孔，交给一个三岁的孩子，这个帝国能够支撑多久？她感觉，也就是五年的光景。

其次，慈禧太后是位个性鲜明的女人，她想做的事，一定要做，她的目标一定要达到。她的智慧、冷静和不动声色的冷酷，让她的丈夫咸丰皇帝敬佩而恐惧，所以，在咸丰皇帝去世之前，既充满了对大清王朝的忧虑，也充满了对心爱皇后的爱怜和担心。经过三思之后，咸丰皇帝就写下了一道密旨，交给皇后，大意是说，如果皇子载淳即皇帝位，生下载淳的兰儿慈禧如果不能安分守己，就消灭她：“朕不能深信其人，此后如能安份守已则已，否则，汝持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从这份遗诏上看，虽然咸丰皇帝是一位荒淫的皇帝，但他在祖宗留下的江山社稷上不敢苟且，临终前对政务做了前所未有的安排，对一直心怀敬畏、对其个性忧心忡忡的兰儿，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慈禧的临终遗言，正好印证了咸丰皇帝的判断：女人是不可信的，容易失去理智的女人在政治上也是不可信的，女人在治理一个幅员广大的庞大帝国、并让这个帝国获得空前发展方面更是不可信。
最后，从整体上说，慈禧太后是一位心胸博大的女人，也是一位自命不凡的女人。在她的眼中，没有几个男人能够让她多看一眼。可是，她知道，像她这样的女人，恐怕是一千年才会出一个，从唐女皇武则天到她这个时代，刚好一千年，比孔子说五百年出一个圣人还不容易。可是，即使是这样，即使是她这样智慧、豁达、心胸博大的女人，即使是她这样对这个庞大的王朝驾轻就熟、让天下所有叱咤风云的男人俯首帖耳的女皇，也免不了女人天生的缺陷，这种缺陷仿佛是与生俱来的：心眼窄，见识短，感情用事，不计后果。慈禧太后的临终遗言，正是充满了对女人的失望，也是她留给历史和政坛的一笔特别财富。

也有人这样解读慈禧太后的临终遗言：这个世界，特别是权力世界，是男人的世界。男权世界使得女人不得不依赖男人，因为所有的命脉都把握在男人手中，而女人真正的弱势，就是必须要依赖男人。再强的女人，也要通过男人攫取权力，还要通过男人巩固住权力。能做到这样的女人寥寥无几。古今中外的历史里不乏登上权力顶峰，而后又被摔得粉身碎骨的女人。依赖了错误的男人，政权不但不能巩固，生命都在旦夕之间。女人在权力斗争中的脆弱性，导致女人统治的脆弱，很容易被男人控制和利用。而且在中国，但凡男人的政权就比女人的更名正言顺。慈禧深知女人统治的脆弱。

一位从事创作和研究的作家在分析慈禧太后的临终遗言时，得出这样的看法：

首先，慈禧认为自己的一生是一个特例，是她超人的个性、智慧，无与伦比的机智果敢造就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生。作为执政者，最得意时候自认为不仅女人做不到她这一步，男人同样做不到！咸丰在位时他就明显感觉这位皇帝夫君的能力在她之下，做太后之后，她又能将公认为咸丰兄弟中最有能力的恭亲王奕完全掌控。所以，慈禧虽然爱美、会享受生活，但绝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女人，她让光绪称她为“亲爸爸”，说明她虽在生活上做足女人工夫，但在政治上她要当一个男人，比男人还男人的强者。慈禧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她争的是自己的权力，从未替妇女争过什么权力，她只代表她自己，不代表占人类二分之一的女性。严格来说，她内心看不起女性同类，而且事实上她也发现，没有哪一个女人能够像她那样出类拔萃，绝对没有人能顶替她的角色。故而临终谕令“女人不得执政”，就是担心她愚蠢的同类盲目模仿她，把政治搞得一塌糊涂，最后归罪于她这个“始作俑者”。

再者，慈禧对中国传统意识还是颇存敬畏之心的。中国是一个男权社会，尤其政治上绝对是男人的舞台。中国历代关于反对与防止女人干政的训令多多，慈禧知之甚详。从内心来讲她也认为这些训令是有道理的，是不能推翻的。其实早在她一千多年前的武则天在政治上做得比她更彻底，正式称帝，但在临终时，作出的最后诏令是“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

这个有神论者，她怕到了阴间无法面见李唐王朝的列祖列宗，不敢以则天皇帝的身份“驾鹤西行”，临死重新披上皇后的外衣，留一座无字的碑文。慈禧太明白武则天的心思了，临死她也要在面见清朝列祖列宗时，有一个比较好的交代。所以严令后来的女性效法她。

还有，慈禧晚年尤其是临终，对自己的一生肯定做了回顾，感觉有很多失误，作为女性执政有很多力不能及的地方。受女性自身性格的局限、视野的局限以及社会风俗的局限，无法做到像康熙、乾隆那样与大臣进行直接、自如的交流，可以对宫外的一切获取直接的印象，甚至亲披战袍出征，而慈禧连正式的上朝都不能进行，只能坐在帘子后面发表简单笼统的指令。她内心同样认为，女性是不适合执政的。她本人只是不得已才在政治上霸得一位，如果不争不霸只能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她临终时否定了女性执政的合理性。

慈禧的临终遗言，在《清史稿·后妃传》中没有记载。最早披露此事并广泛传播的人，正是慈禧太后最后的情人伯克豪斯，他在慈禧太后去世2年后的1910年9月，出版了《慈禧外传》，将慈禧的最后遗言公之于世，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这真是最为奇特的历史一幕：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太阳落山的酉时，光绪皇帝崩逝于中南海瀛台之涵元殿，终年38岁；十多小时之后，十月二十二日未时下午2时左右，慈禧太后逝世于中南海之仪鸾殿，终年74岁。

24小时之内，皇太后和皇帝相继去世，朝野轰动，天下震惊。

慈禧太后去世后，清廷发布了她事先拟好的遗诏：予以薄德，祗承文宗显皇帝咸丰册命，备位宫闱。迨穆宗毅皇帝冲龄嗣统，适当寇乱未平，讨伐方殷之际。时则发捻交讧，回苗交扰，海疆多故，民生凋敝，满目疮痍。予与孝贞显皇后同心抚训，夙夜忧劳。秉承文宗显皇帝遗谟，策励内外臣工及各路统兵大臣，指授机宜，勤求治理，任贤纳谏，救灾恤民。遂得仰承天庥，削平大难，转危为安。及穆宗毅皇帝即世，今大行皇帝入嗣大统，时事愈艰，民生愈困。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不得不再行训政。前年，宣布预备立宪诏书，本年颁示预备立宪年限，万几待理，心力俱惮。幸予体心素强，尚可支拄。不期本年夏秋以来，时有不适。政务殷繁，无从静摄。眠食失宜，迁延日久，精力渐惫，犹未敢一日暇逸。本月二十一日，复遭大行皇帝之丧，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致病势增剧，遂至弥留。回念五十年来，忧患迭经，兢业之心，无时或释，今举行新政，渐有端倪。嗣皇帝方在冲龄，正资启迪。摄政王及内外诸臣，尚其协力翊赞，固我邦基。嗣皇帝以国事为重，尤宜勉节哀思，孜孜典学。他日光大前谟，有厚望焉。丧服二十七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慈安太后盛年死亡，并非慈禧谋害

慈安太后

慈禧没有必要害死慈安。因为慈安基本上不过问政事，一味退让，对政事既不太懂，又不感兴趣。从她接见鲍超的记载，就可以看出她的政治水平了。慈安对慈禧构不成威胁，同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她们俩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因此，慈禧没有必要害死慈安。
　　
　　本文摘自《慈禧十大谜案破解》，徐彻著，中华书局出版
　　
　　慈安太后是正宫娘娘，是后宫的一把手，位于慈禧太后之前。慈安，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广西右江道穆扬阿之女。生于道光十七年七月十二日(1837年8月12日)。慈安比慈禧小两岁。咸丰二年(1852)二月，15岁以秀女入选，封贞嫔。五月，晋封贞贵妃。六月，立为皇后。
　　
　　可是，光绪七年三月初十日(1881年4月8日)，慈安太后突然死去。
　　
　　慈安太后死得突兀，才45岁，正当盛年，人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因此，她死的当时，就产生了很多流言。有的说是被人谋害的，有的说是吞物自杀的，也有的说是正常死亡的。在流言中，谋害慈安的凶手就是慈禧了。慈禧谋害慈安的记载，在野史、笔记中流传甚广，几成泛滥之势。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流言呢？到底是不是慈禧谋害了慈安呢？
　　
　　一野史的猜测记载
　　
　　关于她的死，出现了种种不同的说法。归纳起来，大体有三说：
　　
　　第一种是正常死亡说，第二种是被人害死说，第三种是吞物自杀说。
　　
　　第一种，正常死亡说。光绪七年(1881)三月初十日当天发下上谕：
　　
　　初九日，慈躬偶尔违和，当进汤药调治，以为即可就安。不意初十日病情陡重，痰壅气塞，遂致大渐，遽于戌时仙驭升遐。呼抢哀号，曷其有极。
　　
　　这是朝廷发布的正式哀告，写出了从发病到死亡的整个过程。不难看出，这个哀告宣布慈安是正常死亡。
　　
　　第二种，被人害死说。被人害死说中的凶手，指的就是慈禧，说慈禧害死了慈安。这种说法又有两说。
　　
　　其一，毒饼害死。这个说法最早来源于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
　　
　　十一日(笔者按：应为十日)，慈安闲立庭中，倚缸玩金鱼，西宫太监捧盒至，跪陈曰：“外舍顷进克食(满洲语，牛奶饼之类)，西佛爷(慈禧)食之甚美，不肯独用，特分呈东佛爷(慈安)。”慈安甚喜，启盒，拈一饼对使者尝之，以示感意。旋即传太医，谓东圣骤痰厥，医未入宫，而凤驭上升矣。
　　
　　这个说法，《清朝野史大观》又加铺演：
　　
　　二人坐谈时，慈安后觉腹中微饥，慈禧后令侍者奉饼饵一盒进。慈安后食而甘之，谓：“似非御膳房物。”慈禧后曰：“此吾弟妇所馈者，姊喜此，明日当令其再送一份来。”慈安后方以逊辞谢。慈禧后曰：“妹家即姊家，请弗以谢字言。”后一二日，果有饼饵数盒进奉，色味花式，悉如前。慈安后即取一二枚食之，顿觉不适，然亦无大苦。至戌刻，遽逝矣。年四十有五。噫，此可以想见矣。
　　
　　这里有情节，有对话，比前一段记载有很大发展。
　　
　　《述庵秘录》言简意赅：
　　
　　孝贞故喜小食，薨日，慈禧以糕饼进御，逾数时薨。
　　
　　《十叶野闻》绘声绘色：
　　
　　先是慈安故喜小食，常以点心盒自随，觉饥则任意取食，其间糕饼、饽饽，寒具之属罔不备。慈禧窥之稔，乃乘间言，有膳夫能制小食，颇极精致，愿献薄物，求太后鉴赏。慈安以为爱己，喜而受之，既食，适值召见军机之期，遂出坐朝，是时辛亥(辛巳)春三月十日也。进见者为枢府王大臣恭亲王奕、大学士左宗棠、尚书王文韶、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俱言确见慈安御容和怡，无婴疾色，但两颊微赤，状如半醺，亦不以为异也。已午后四钟，内廷忽传孝贞太后崩。
　　
　　《坚冰志》似曾目睹：
　　
　　未几，孝贞暴崩，唇黑类中毒者，外廷咸以为疑。
　　
　　这些记载，是说慈禧太后阴送毒饼，害死了慈安太后。
　　
　　其二，错药致死。《清朝野史大观》记道：
　　
　　或曰：慈禧命太医院以不对症之药，致死之。
　　
　　慈禧看到慈安患病，特命太医院御医故意给慈安不对症的药，因错药害死了慈安。这也是一种民间传说。
　　
　　第三种，吞物自杀说。《清稗类钞》说：
　　
　　或曰：孝钦(慈禧)实诬以贿卖嘱托，干预朝政。语颇激。孝贞(慈安)不能容，又以木讷不能与之辩。大恚，吞鼻烟壶自尽。
　　
　　这是说，慈禧诬称慈安贿卖官爵，干预朝政，语言严厉刺激。慈安感到很委屈，不能容忍，但自己又言语木讷，不会申辩，十分愤怒，于是就吞咽鼻烟壶自杀了。其实，这种说法导致慈安自杀的原因，应是慈禧对慈安的诬蔑。
　　　　
　　那么，慈禧为什么要毒死慈安呢？据野史传说，原因有四：
　　
　　第一，因为咸丰密诏事。据《崇陵传信录》载：

相传两太后一日听政之暇，偶话咸丰末旧事，慈安忽语慈禧曰：“我有一事，久思为妹言之。今请妹观一物。”在箧中取卷纸出，乃显庙(咸丰帝)手敕也，略谓：叶赫氏祖制不得备椒房，今既生皇子，异日母以子贵，自不能不尊为太后，唯朕实不能深信其人。此后如能安分守法则已，否则汝可以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慈安持示慈禧，且笑曰：“吾姊妹相处久，无间言，何必留此诏乎？”立取火焚之。慈禧面发赤，虽申谢，意怏怏不自得，旋辞去。
　　
　　“显庙手敕”即是指咸丰帝之手诏。这里把手诏的内容也写出来了。
　　
　　《清朝野史大观》记：
　　
　　慈安后忽慨然曰：“吾姊妹今皆老矣。旦夕当归天上，仍侍先帝。吾二人相处二十余年，幸同心，无一语勃。第有一物，乃畴昔受之先帝者，今无所用之矣。然恐一旦不讳，失检藏，或为他人所得，且致疑吾二人貌和而阴妒嫉者。则非特吾二人之遗憾，抑且大负先帝意矣。”语次，袖出一函，授那拉氏，使观之。那拉氏启视，色顿变，惭不可抑。函非他，即文宗所付之遗诏也。观毕，慈安后仍索还，焚于烛上，曰：“此纸已无用，焚之大佳。吾今日亦可以复命先帝矣。”
　　
　　以上两则记载，虽细节略有不同，但情节大体一致。说的是咸丰帝留有密诏，命慈安在慈禧不安分守己时，用密诏处死慈禧。慈安拿出密诏给慈禧看，并亲手焚之。由于慈安没有了上方宝剑，慈禧便毒死了她。
　　
　　第二，因为东陵致祭事。据说在光绪六年(1880)到东陵祭奠咸丰帝，慈安认为她是正宫皇太后，在祭奠典礼时，她的位置应排在慈禧之前。而慈禧则坚决不允。两人在陵寝之地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后来还是照慈禧的意见办了。两人并列，不分先后。但是，慈禧认为这是慈安在有意羞辱自己，“因愈不悦东宫”，而动杀机。
　　
　　第三，因为金姓伶人事。据说，有个姓金的京戏演员得到慈禧的专宠，随意出入宫禁。有一次，慈安前往慈禧住处探视病情，偶见慈禧同金某躺在床上。慈安对慈禧“痛数责之”。慈禧当时认了错，并把金伶逐出宫，且赐死，但慈禧也萌了杀死慈安的念头。
　　
　　第四，因为宠李连英事。据说慈禧宠信总管太监李连英，李益发骄横，惟慈禧之言是听。一日，慈安乘辇过某殿，李连英与小太监角力，对慈安置若罔闻，慈安大怒，欲杖责之。慈安这口气难咽，立刻到慈禧住处，教训了慈禧一顿，慈禧不服，两人因此闹翻。“不数日，即有慈安暴崩之事”。
　　
　　以上都是野史传闻，正史无记载。平心而论，这些记载都是经不住推敲的。即使如光绪帝的日讲起居注官恽毓鼎的记载，也是不可靠的。著名学者金梁即对此提出质疑：“近人依托宫闱，流言无实，尤莫甚于恽氏笔录所载孝贞暴崩事。即云显庙手敕焚毁，敕语何从而知？食盒外进，又谁确见？恽氏曾事东朝，横造影响无稽之言，后之览者，宜深辟之。”
　　
　　金梁的质疑是有道理的。请问，手诏既然已经焚毁，怎么能知道手诏的内容呢？送有毒的点心，谁曾亲见呢？金梁告诫我们，应该坚决摈弃这个谬说。
　　
　　学者张孟劬也认为：“近代无实文人最喜依托宫闱，增成其说，凡笔之书者，大都流言委琐，羌无故实，而尤莫甚于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所载孝贞暴崩事。夫既云显庙手敕焚毁，语何从而知？食盒外进，又谁经见？”
　　
　　金梁和张孟劬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当然，因为慈安死得太突然，对于她的死，当时人也是有怀疑的。
　　
　　据说御医薛福辰即持怀疑态度。《清稗类钞》记道：
　　
　　孝贞后崩之前一夕，已稍感风寒，微不适。翌晨召薛福辰请脉(医士为帝后诊脉称请脉)。福辰奏微疾不须服药，侍者强之，不得已为疏一方，略用清热发表之品而出。是日午后，福辰往谒阎敬铭，阎留与谈。日向夕，一户部司员满人某，持稿诣请画诺。阎召之入，画稿毕，某司员乃言：“出城时，城中宣传东后上宾，已传吉祥板(禁中谓棺曰吉祥板)矣。”福辰大惊曰：“今晨尚请脉，不过小感风寒，肺气略不舒畅耳，何至是？或西边(西太后)病有反复，外间讹传，以东西互易耶？”有顷，内府中人至，则噩耗果确矣。福辰乃大戚，曰：“天地间乃竟有此事！吾尚可在此乎？”
　　
　　这是当时人记载的薛福辰的反映。不过，据《翁同日记》记载，御医薛福辰并没有为慈安诊脉，所以，有关薛的记载是不足为凭的。
　　
　　据说军机大臣左宗棠也持怀疑态度。《清稗类钞》记道：
　　
　　于时左宗棠方长军机，次晨又入，与本列语孝贞病状，左顿足大声曰：“吾昨早对时，上边语言清朗周密，何尝似有病者！即云暴疾，亦何至如此之速耶？”恭王在庭，亟以他语乱之。
　　
　　左宗棠于光绪七年(1881)正月入军机处任军机大臣，九月授两江总督离开军机处，此时正在军机处。左宗棠的怀疑倒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个记载不是出自左宗棠本人。我们无法证实左宗棠是否说了这样的话。即使左宗棠说了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慈安患的是心脑血管疾病，突然死亡就不足为奇了。
二日记的权威记录
　　
　　其实，记载慈安死亡前后的最权威的第一手资料是《翁同日记》。翁同当时任毓庆宫行走，是光绪帝的师傅，参光绪帝的师傅翁同。与国家机要大事。而且，亲自参与了慈安的葬仪。他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是权威记录。
　　
　　初十日记道：
　　
　　慈安太后感寒停饮，偶尔违和，未见军机，戈什爱班等皆请安，余等稍迟入未及也……夜眠不安，子初(23时许)忽闻呼门，苏拉李明柱、王定祥送信，云闻东圣(慈安)上宾，急起检点衣服，查阅旧案，仓猝中悲与惊并。
　　
　　十一日记道：
　　
　　子正(24时)驰入，东华门不拦，月明凄然。入景运门，门者亦无言，徘徊乾清门下，遇一老公、一侍卫，皆言微有所闻而不的。诸门下锁，寂无人声。出坐朝户，燮臣来，景秋翁来，云知会但云病势甚危。须臾诸公陆续来，入坐内务府板房，枢廷在彼，伯寅、绍彭皆来，犹冀门不开或无事也。待至丑正三刻(2时45分)开乾清门，急入，到奏事处，则昨日五方皆在，晨方天麻胆星，按云类风痫甚重。午刻(11—13时)一方按无药，云神识不清牙紧。未刻(13—15时)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17—19时)一方云六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19—21时)仙逝云云。始则庄守和一人，继有周之桢，又某共三人也，呜呼奇哉(初九日方未发)。诸臣集南书房(即摘缨)，余出告同仁并谕诸司速备一切，诸司亦稍稍来，余出入景运门凡二次。日出起下，军机一起，已而传旨，(亲王奕)、醇(醇亲王奕)、惠(惠亲王绵愉)三王、谟公(伯彦纳谟祜)、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毓庆宫、南书房、内务府大臣同至粹宫哭临。请旨入殿否，曰入。偕诸公历东廊而东，至宫门长号，升阶除冠碰头，伏哭尽哀。灵驭西首，内臣去面幂令瞻仰，痛哉痛哉。即出，已辰末(9时)矣。归家小憩，而司官来回事不断。做白袍带，以青袖蒙袍，派定夹杠人数(总办八人，帮办二人，于五更时议定，令司官特回，全师照发)。午正(12时)复入，青长袍褂，由牌楼门穿而西，先看幡竿等，到朝房小坐。始见谕旨，派亲王、恭亲王、贝勒奕、额驸景寿、大学士宝、协办大学士灵桂、尚书恩承、翁同，恭理丧仪。遂入慈宁宫与内府诸公坐上殿，看金匮安奉正中(甚大，时灵驭已移至宫，安奉于金匮之西)，看朝帘，殊合式。出再至朝房，良久复入，至门外，宝相于典礼旧事皆茫然，问礼王亦云不记。归时邸并立，乃与议定带桌子，带喇嘛。未正二刻(14时45分)，大敛毕，开门。余随诸公带饽饽桌子入，至檐下，宫人及内府妇人陈设毕，上由东箱来奠，余等随跪(一叩三叩)，哭不停声，上起还宫。撤桌出至门外，喇嘛入啭咒，余等复入，咒毕出。无事矣，遂归。
　　
　　最重要的是，翁同亲自参与了慈安的葬仪，并且写了日记。翁同的记载可以澄清如下疑点：
　　
　　第一，发病是否突然。从记载看，慈安发病是很突然的。初十日，她没有召见军机大臣，原因只是听说“偶尔违和”。但是，半夜叫门，苏拉传信听说“东圣上宾”，慈安已经死了。
　　
　　第二，治病是否及时。翁同半夜12时急忙入宫，同诸王大臣一直等到午夜2时45分，始入宫内，这时见到了初十日御医为慈安开的5个药方。早晨药方已明白写出病情“类风痫甚重”。午间药方说“神识不清牙紧”，病势转危，险情已现。午后二方说，想尽方法灌药，但“究不妥”，即束手无策，“痰壅气闭如旧”，没有任何好转，且“有遗尿情形”，神志不清，濒临死亡了。午后6时左右“六脉将脱”，8时左右就“仙逝”了。从这5个药方看，治病是及时的。先是御医庄守和，后又是御医周之桢和某，三位在侧。但是，他们三人都没有能使慈安活过来。
　　
　　神秘的钟粹宫。慈安太后居住于此，并在此病逝。
　　
　　第三，遗容是否瞻仰。王大臣到了慈安寝殿钟粹宫，慈禧命太监揭去了“面幂”，“令瞻仰”。瞻仰遗容的有亲王奕、醇亲王奕、惠亲王绵愉三王，还有公伯彦纳谟祜、御前大臣、毓庆宫行走、南书房行走、内务府大臣等。慈禧并没有遮遮掩掩，而是大大方方地命所有在京的王公大臣都来瞻仰遗容，这既看出了慈禧的远见卓识，也说明了慈禧心中无鬼。
　　
　　如果慈安是中毒身亡，其症状应该似武大郎一样。《水浒全传》第二十六回记道：“何九叔说：‘到那里揭开千秋幡看时，见武大面皮紫黑，七窍内津津出血，唇口上微露齿痕，定是中毒身死。’”中毒身亡的外表症状是，面皮紫黑，七窍流血，唇留齿痕。这些外在的症状是遮掩不住的。西门庆和潘金莲合谋毒死武大郎，在武大郎的身上留下了不能抹掉的证据。但是，慈安的遗体上没有任何中毒的痕迹。
　　
　　第四，大殓是否过早。有的野史说，慈安的棺材很小，事实是金匮“甚大”，说明慈禧没有慢待慈安。未正二刻(14时45分)大殓。皇太后死，第二天装入棺材，是完全合乎清代礼制的。据清史记载，皇太后死后一般也是第二天入殓的。有的野史说，似乎慈禧怕别人看到慈安的遗体，所以提早入殓，这是无稽之谈。
以上不难看出，慈安突然发病，很快死去。治疗是及时的，但因病情甚重，御医虽全力抢救，亦回天无术了。　　
　　那么，如何理解翁同的那个“呜呼奇哉”呢？其实，可以理解为死得太快，出乎意料，因此，翁同十分惊讶。
　　
　　《翁同日记》的其他记载，也完全说明了慈禧对慈安的丧礼是极为重视的。并不像野史所说的“减杀丧仪”等。甚至连谥号，慈禧也是完全尊重王大臣所拟的“孝贞慈安裕庆和教仪天佑圣显皇后”，承认了“贞字正也”的事实。因为这是咸丰帝所命，“当时即寓正位之意”。而且翁同亲见慈禧亦戴孝：“恭闻慈禧以白绢蒙首，簪以白金，《周礼》所谓首缍者也，缘情制礼，不胜钦服。”此情此景，翁同也是佩服的。
　　
　　其实慈禧没有必要害死慈安。因为慈安基本上不过问政事，一味退让，对政事既不太懂，又不感兴趣。从她接见鲍超的记载，就可以看出她的政治水平了。慈安接见臣工的记载十分罕见，据说只有陈昌的《霆军纪略》中记录了光绪六年(1880)五月二十七日鲍超觐见请训情形：
　　
　　孝贞显皇后问：你这到湖南好多路？奏：轮船不过十余日至湖北，由湖北不过十余日即到任所。问：你咳嗽好了么有？奏：咳嗽已好。谕：我靠你们在外头，你须任劳任怨，真除情面，认真公事！奏：仰体天恩，真除情面，认真公事，不敢有负委任。问：湖南有洋人否？奏：洋人曾到湖南，因湖南百姓聚众一赶，后遂未到湖南。(下略)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慈安的召见只是礼仪性的，问问身体如何，没有任何指示性意见和指导性见解，说明慈安不太懂政治。此次召见也是因为慈禧患病，慈安不得已而为之。薛福成说：“东宫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每有奏牍，必西宫为诵而讲之，或竟月不决一事。”这应该是实际情况。
　　
　　慈安对慈禧构不成威胁，同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她们俩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因此，慈禧没有必要害死慈安。
　　
　　三慈安的死因分析
　　
　　慈安其实是死于突发的疾病。那么，慈安到底死于何种突发的疾病呢？细查《翁同日记》，可知慈安早就患有严重的隐疾。《翁同日记》中有两则关于慈安发病的记载十分重要，但多年来一直被人们忽略了。
　　
　　这两则日记是：
　　
　　第一则日记。同治二年二月初九日(1863年4月6日)：
　　
　　慈安皇太后自正月十五日起圣躬违豫，有类肝厥，不能言语，至是始大安。
　　
　　这时慈安才28岁。从正月十五日到二月初九日，共病了24天，病势沉重。
　　
　　第二则日记。同治八年十二月初四日(1870年1月5日)：
　　
　　昨日慈安太后旧疾作，厥逆半时许。传医进枳实、莱服子。
　　
　　6年后，即她34岁时，病情又一次发作。
　　
　　从这两次发病的情形看，慈安肯定患有严重的疾病。发病的特点是“不能言语”，“厥逆半时许”。一个时辰是2个小时，半个时辰是一个小时。即突然晕倒，不省人事达1个多小时。从用药看，枳实、莱服子是起降气调肝、安神宁志作用的。懂些医道的翁同怀疑是“肝厥”。笔者请教了著名的中医专家，专家认为慈安患的确是厥症。厥症是以突然昏倒、不省人事、四肢厥冷为主要表现的一种病症。轻者昏厥时间较短，自会逐渐苏醒。重者则会一厥不醒而导致死亡。《类经·厥逆》指出：“厥者，逆也，气逆则乱，故忽为眩什脱绝，是名为厥……轻则渐苏，重则即死，最为急候。”《素问》认为：“暴厥者，不知与人言。”《石室秘录》记道：“人有忽然厥，口不能言，眼闭手撒，喉中作酣声，痰气甚盛，有一日即死者，有二三日而死者。”
　　
　　慈安这两次发病类似厥症。
　　
　　但这次发作来得突兀。刚开始没引起足够重视，以为只是“偶尔违和”。实则是危症的前兆。从五个药方看，慈安的病十分严重，“风痫甚重”、“神识不清”、“遗尿情形”、“痰壅气闭”，等等。这些症状说明是突然昏倒、不省人事、口噤拳握、呼吸气粗的典型的气厥症。据专家对这三次发病的综合分析，他们认为，慈安患的是脑血管疾病，很可能是脑出血。脑出血即使现在，也是不治之症，何况100年前呢！
　　
　　慈安为什么得此重病？一般诱因有两种：一种是恼怒惊骇，一种是疲劳过度。慈安是一位性情温和的人，此时也没有什么引起她烦恼的事。她的发病是因为疲劳过度。其实，光绪六年(1880)慈禧大病一场，光绪七年(1881)一月又病了一场。
　　
　　《翁同日记》光绪七年一月记道：“云慈禧圣体渐起，十日如此，可保无事。”慈禧患病期间慈安不得不出来处理政事。慈安的知识容量、决策水平和应对能力都远远不如慈禧，她感到十分吃力。因疲劳过度引发脑出血，是极有可能的。
　　
　　她的病至少发作过三次，一次是28岁，一次是34岁，一次是45岁。最后这次没有醒转过来。慈安应是正常死亡。
但是，不管怎么说，从后果来看，两宫垂帘变成了一宫垂帘。慈禧大权独揽，了无顾忌，我行我素，为所欲为，成了名至实归的太上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