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既有古代流传下来的宗法性宗教和后来产生的道教，又有长期存在于民间的秘密宗教，还哟从域外输入并逐渐中国化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发展过程中，宗教有这个深广的影响。中国传统宗教具有强烈的宗法性，它的组织活动与宗教家族结为一体，紧密为宗法制度服务，表现为对祖先崇拜特别重视，把“慎终追远”即守孝祭祖视为社会头等大事。国有太庙，族有宗祠，家有祖龛。从天子到土庶，祭祀亲祖是一切祭神活动中非常普及、经常和仪规极为详密的一项，代代相传，经久不衰。祖先崇拜成为其他宗教传统崇拜的中心，外来宗教也必须与它保持一致。在宗法观念支配下，统治者用祖孙、父子关系看待天神与皇室的关系，君王自封为天子，奉天乘运，代天行权。敬天祭祖作为一种宗教活动，没有独立的教团组织系统。当具有独立性的教团组织道教和佛教出现后，皇权作为宗法制度的代表者，始终保持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教权非但不能超出皇权，还必须依附与皇权，才能合法地生存与发展，其教义绝不能反对敬天法祖的传统宗教信仰。中华民族是多种民族共存融合形成的，中国文化也是在多种文化不断汇合中发展的。这种传统产生了中国社会对各种不同宗教文化的极大宽容性，形成多种宗教长期并存互相包融的局面，在广大群众中造成多神崇拜的风气。贵族士人可以同时信仰数教，民间信仰更是驳杂多态。中华民族的文化重现实人生，重人伦道德。中国古代社会宗教个正统信仰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不特别追究鬼神世界的真实价值和个人灵魂的解脱，不特别看重宗教祭拜的外在形式，而着重于宗教的社会功能，主要是政治的和伦理的教化作用。宗教祭祀是作为基本的教育手段来实施的。这样，宗法性的宗教，往往与政治，伦理合成三位一体，难以严格区分。天帝崇拜
天帝崇拜是我国上古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殷墟卜辞可靠地证明，殷商时期已经完成了天上最高权威上帝的创造，并迷信他有广泛的神力。卜辞中上帝有很大的 权威，是自然与下国的主宰。殷人探求天意的主要方法是占卜，举凡战争、祭祀、饮宴、气象、收成、田猎、行旅等事情，都要通过占卜，谈名天神意旨，而后决定行动。殷墟卜辞有殷人死去的祖先“宾于帝”的记载，如：
 “咸不宾于帝，下乙宾于（帝）。”（乙7197）

 “大甲不宾于帝，宾与帝。”       （乙7549）
“宾于帝”之意是客居在上帝那里，说明殷人的祖先与上帝有直接的联系。上帝的出现，一方面集中了祖先神的一些权威，另一方面又对祖先崇拜起着加强个巩固的作用。
 天上高级神——上帝的产生，是社会上产生阶级、阶层的人间现实在总家领域内的反映。原始公社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破坏之后，人们在宗教领域内，对诸神地位平等的信仰也产生了变化。因为，社会上产生了阶级分化，有了财产和权利的争夺之后，人们也把这一现象移入了幻想的饿世界，神灵也有了权威和职能的兼并，神灵也有了强弱之分。殷人上帝的出现，也正是反映着殷族战胜、兼并、统治其他民族，建立宗族奴隶制国家的现实。周人灭商之后，将宗法奴隶制度从低级提高到高级水平，使之成为整个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的基本体制。这时天神的社会宗法属性增强，天神“唯德是辅”，人君必须“以德配天”。天神不仅仅是王权的赐予者、支持者，还是王权的监督者、限制者。天子从天神那里取得统治人间的权利之后，必须敬德保民，自觉维护整个宗法制度的根本，承担一系列职责，才能取得天神的信任，光靠祈祷祭祀则无济于事。这是周人吸取了殷人灭亡的教训之后获得的新认识。根据郭沫若的考证，殷代卜辞无“德”字，周带铭文里则有“德”字。《尚书-周书》篇篇不离“德”，要王者“明德”、“崇德”、“敬德”、“用德”。“德”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报民”，即适当照顾下层人民的 利益以巩固政治统治，不能肆虐耽逸，否则天命就要转到新的有德者身上。这种思想的主要缔造者是周公。《尚书-康诰》提出“明德慎罚，《召诰》再三提醒周人要“监于有夏”、“监于有殷”，他们敬德而坠天命。周公使天神崇拜具有更多的伦理色彩，提出了主要以义理规定天的神性的天命论，而后来几千年的宗教信仰奠定了基础。儒家天命学说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周人称呼天神，有时沿用“上帝”旧称，但更多地称呼“天”，或称“皇天”、“上天”、“昊天”、“苍天”，也连称“皇天上帝”、“昊天上帝”。《诗经》中大量周代敬天的诗句表明，天神崇拜早在社会上流行相当广泛，因而也有多种称呼出现。